说陶诗

    叶嘉莹一九九○年代重读笔记，于陶诗一册之前有题词：“顾先生讲书有时只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隔此数十年重读笔记，体会更深。”

    余不敢说真正了解陶诗本体，所讲只是陶诗给余之印象。譬如人所知之粉笔，未必即为其本体，而只为吾人自视觉所得之印象。对人之认识亦然。往古来今所谓文学批评者，盖皆如此，皆是印象，而非本体。

    余读陶集四十年，仍时时有新发现，自谓如盲人摸象。陶诗之不好读，即因其人之不好懂。陶之前有曹，之后有杜，对曹、杜觉得没什么难懂，而陶则不然。

    一、陶公之“调和”

    陶公懂人生，爱谈老子，明白主客（反客为主）。

    陶公调和。什么是调和？我们觉得这世界还可以住，不是我们理想的那么好，也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坏。陶公在心理一番矛盾之后，生活一番挣扎之后，才得到调和。陶公的调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不是投降，不是妥协。鹅卵石之光圆，非天生，是在水中被水冲激又与石互相摩擦而成。现在世上之老世故、机灵鬼，皆如此，他没有个性思想了，这是可怕的，这并不是调和。老杜也曾挣扎、矛盾，而始终没得到调和，始终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所以在老杜诗中所表现的挣扎、奋斗精神比陶公还要鲜明，但他的力量比陶并不充实，并不集中。

    陶渊明与老杜不同。

    佛教反对“昏散”。“昏散”这两字实在可怕。“昏”，一点灵明之气也没有了；“散”，一点集中也没有了。身体劳动可治精神昏散。老杜身体也许比陶渊明还健康，但他力量绝不如陶渊明集中。如打拳之人，力量并不大，但他能集中。我们精神、力量也许不太大，但要能集中便大了。老杜即便不“昏”，也是“散”了。

    “去昏散病，绝断常坑”————佛教话头。佛教所谓“话头”便是“格言”，惟句法与我们常用的不同。

    去“昏”方有聪明，去“散”方能集中。

    与“断”相对的是“常”，此与句中“断常”之“常”不同，乃长久之意，“断常”之“常”乃“俗”之意。世俗的情感是传统的，传统的便不是真的，自己没有真知灼见，只是人云亦云，故须“断”。自己运用自己思想，便是“非常”。故学道之人要“去昏散病，绝断常坑”。

    道心、诗心、文心是一个，都不能“断”，一“断”便完了。《论语》所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造次（造次便是仓促）、颠沛必于是，岂非“常”、“长久”、“恒”，那便“非断”。

    陶渊明对这八个字算做到了。[1]但佛家如此是要成佛作祖，而陶公之如此并非要成佛作祖，是想做人。其实要想做一个像样的、不含糊的人，便须如此。

    现代人有健康的吗？余自以为是病态。人若常和疯人在一起便疯了，所以精神病院的看护要常换。在现在的世界、国家、社会，我们身心都有点不正常。

    某人说：“没事别骂街，有什么用呢？”这话倒对。青年之慷慨激昂、标新立异是没用的，而且伤脑筋，不卫生，结果除非自杀。想找新鲜事，绝不会新鲜————晚上出太阳，不也就成白天了？太奇了，还怎么和别人一起生活？

    要常常反省，自己有多少能力，尽其在我去努力。与外界摩擦渐少，心中矛盾也渐少，但不是不摩擦，也不是苟安偷生，是要集中我们的力量去向理想发展。时常与外界起冲突，那就减少自己努力的力量。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这两句讲得很多，今借以为前说之证。

    世界是大的，事情是多的，我们又不是大天才，只要找点小工作尽力去做，便也对得起这世界了。担粪的人不挑水，挑水的人不担粪，专心自己工作，这便是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挑水的便好好挑水，担粪的便好好担粪，不但视为职业，而且视为天职。一件事便要做到理想地步，决不贪多再做别的。吃饭尚要一口口吃，何况别的！

    中国诗一说便是病态的，写爱情简直把爱情糟蹋了。外国人写爱情写得很神圣，或很严肃，或很平常。陶公诗可以把它讲神圣了，讲严肃了，但绝非平常。余所讲，是余头脑中之印象。

    陶渊明把别的都搁下了，都算了，但这正是不搁下，不算了。陶诗是健康的，陶公是正常的。而别人都不正常：标新立异，感慨牢骚。陶公不如此。无论从纵的历史还是从横的社会看，但凡痛哭流涕、感慨牢骚的人，除非不真，若真，不是自杀，便是夭亡，或是疯狂。痛苦感慨是消耗，把精力都消耗了，还能做什么？陶渊明不为此无益之事。

    人生精力有限、时间不多，要腾出工夫做些有益之事。“不作无益害有益”（《尚书·旅獒》），是俗话，也是真话。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陶公实际积极进取，惟在享受上只“容膝”而已。

    儒家说“天”，真好。佛家所谓“三十三天”是帝释，太平常，不及儒家所谓“天”。《孟子·万章上》云：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天（天理），或用为名词，或用为形容词，其意一也，一方面包含科学家所谓自然，一方面包含宗教所谓上帝。

    中国说“乐天知命”（《易传·系辞》），这是好的，这便是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现在国家破碎，该做的太多了，但能都做吗？最好抓住一样，这就行了，便是所谓不含糊的人。陶渊明想做县官就做，不想做就去，这便是陶公之伟大处，便是他不含糊之处。

    陶公，乐天知命。乐天知命固是消极，然能如此必须健康，无论心理、生理。若有一点不健康，便不能乐天知命。乐天知命不但要一点儿功夫，且要一点儿力量。

    what、why、how（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诗人只有前两个w，故诗人多是懦弱无能的。后一个w，如何办，是哲人的责任。第三个w，非说理不可，此最是破坏诗之美。如：

    人生如归云，空行杂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见踪迹。（陈简斋《晚晴》）

    此在宋诗可为代表，而已不似诗矣，此近于哲人之说理。现在我们所要的不是what、why，而是how，不必说食为民天，要的是食。

    我们读《离骚》，不要只看其伤感，要看其烦懑。此即因没有办法，找不到出路————how，故强者感到烦懑，而弱者则感到颓丧。于此不得不说老杜伟大，其表现有在中国传统诗人以外的东西（某种民族差精神。诗人乃自然，不可全归罪于诗人）：

    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

    此与“枯木无枝不受寒”（陈简斋《十月》）不同。曹操有诗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老杜盖曾最受孟德影响，无论有意无意。“老骥伏枥”不过壮心未已而已，至“哀鸣思战斗”简直待不住了，真是发皇。而古人诗多含蓄。诗人不能想办法，诗人之不行，其命定如此，诗人是又不能、又不行。老杜“思战斗”、“哀鸣”也只是“迥立向苍苍”而已，曹孟德是有办法，如其诗中所表现的：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曹操临死还给人想办法；诸葛亮，死人替活人想办法。做领袖不难，难于得人；得人不难，难于知人；知人不难，难于任人。王敦虽奸臣，意志甚强，不论事迹，精神可佩服。特殊人有特殊办法，非吾辈凡夫所可取法。

    陶渊明是有办法的。渊明是平凡的伟大，其《闲情赋》所写是陶之烦懑。其文表面似颓丧，实非颓丧，连表面也不颓丧。“采菊东篱下”（《饮酒二十首》其五），是陶之功行圆满，好而不敢举，不敢说真懂。“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一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学做人便当是此办法，有一分心，专一分心；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为全人类做事是对，而从何做起？先要自己的事尽力去做，就是替全世界做事了。此是渊明积极精神，且有确实办法。故：

    曹，英雄中的诗人；

    杜，诗人中的英雄；

    陶，诗人中的哲人。

    英雄的办法是特殊的，不可学。哲人不然，哲人所想办法，皆人人可行的办法，其中无特殊，谁都会，而不易办到。

    将办法写入诗而还成为诗，即如“种豆南山下”。此因渊明天才过人，学力亦不可及。老杜学不甚深，精神可佩服，有力。陈简斋学问有，而近于佛，非儒家精神。

    自《闲情赋》可看出陶用功、蜕化痕迹。

    诗人夸大之妄语，乃学道所忌，佛教有“持不妄语戒”。诗人觉得不如此说不美，不鲜明。此为自来诗人之大病，即老杜亦有时未能免此，如：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陶公没有这个，他之饮酒实不得已，未见爱之深也。而且陶公做不到的不说，说的都做到了，这一点便了不得。一般人都是说了不做，陶渊明是言顾行、行顾言。陶公并非有心言行相顾，而是自然相顾。一般人是一上来先有心去做，后来便成为自然。

    要好的人便时常感到自己说的办不到，因此而痛苦。

    老杜其实并不倔，只是因别人太圆滑了，因此老杜成为“非常”。他感情真，感觉真，他也有他的痛苦，便是说了不能做。从他的诗中常看到他人格的分裂，不像渊明之统一。

    杜诗：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绝句漫兴九首》其四）

    此二句，普通看这太平常了，但我看这太不平常了。现在一般人便是想得太多，所以反而什么都做不出来了。“莫思身外无穷事”是说“人必有所不为”，“且尽生前有限杯”是说“而后可以有为”。老杜这两句有力。但如太白：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

    便只是直着脖子嚷。诗人老离不开酒，尤其李白，老说酒，说得有点厌气了；陶渊明饮酒实不得已。

    一个人无论怎样调和，即使是圣、是佛，也有其烦恼。佛是烦恼，耶稣是苦痛。他不烦恼、苦痛，便不慈悲了。

    一个大思想家、宗教家之伟大，都有其苦痛，而与常人不同者，便是他不借外力来打破。或问赵州和尚：“佛有烦恼么？”曰：“有。”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么？”这真厉害。

    平常人总想免。

    人对烦恼苦痛，可分三等：

    第一等人，不去苦痛，不免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维摩诘经》）。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惟佛能之。烦恼、苦痛在这种人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释迦、基督、孔子皆然。孔子说“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吾衰也久矣”（《论语·述而》），其实他不“已”、不“衰”，他不认输，临死还干呢！而孔子身上还有个“凡”与我们接近，释迦、基督太伟大，令人可怕。孔子还说“已”、说“衰”，而释迦、基督便不说。

    第二等人，能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如波特莱尔（Baudelaire）有一篇散文诗《你醉吧》，不只是酒，或景致，或道德，或诗，不论什么，总之是醉。中国说“醉心”于什么，这便是波特莱尔所谓“醉”。

    第三等人，终天生活于痛苦烦恼中，整个人被这种洪流所淹没。佛说“苦海”，真是苦海；说“奈何”，真是奈何。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种人真是“无明”。

    诗人不是宗教家，很难不断烦恼入菩提；而又非凡人，苦恼实不可免。于是要解除，所以多逃之于酒。杜诗若按实际讲，便是他把现在所有精力一并集中。基督说，这杯虽是苦酒，但也喝下去了。

    诗人、哲人是郑重生活的人，他们追求的是美，而得到的也许是丑；所追求的是完整，而得到的也许是破碎；所求是调和，所得也许是矛盾。人既非佛，如何能“二六时中杂念不生”！陶诗亦然。

    余劝同学如在实际生活或思想上得不到调和，则须注意“变化”。人要对付实际生活，所说“变化”，就是要“转”它而不为所“转”，如赵州和尚所言“汝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或问曰：“我尝闻人言赵州桥，但来此只见略彴。”赵州曰：“你只认得赵州桥，不认得略彴。”问之，曰：“赵州桥度驴度马，略彴度人。”赵州和尚不但能说、能想，而且能行，此人言语犀利，见道甚明，自谓“老僧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除外更无别用心处”。

    我辈生活是“被十二时辰使”，心为物使，不能使物。心杀境则圣，境杀心则凡。一个诗人该是不“被十二时辰使”，而要“使得十二时”。譬如“变化”，我们就活在“变化”中，但我们要“使”它，不可为它所“使”，不要成为“变化”的奴隶。但这只有造时势之英雄或能如此。而吾辈为庸人（常人），圣贤仙佛，非常人也。仙佛不说，要做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但世上有几个这样的人？这次大战[2]也只是几个人支持着。真是可怕，世界只掌握在圣贤、仙佛、造时势的英雄此三类人手中，吾辈既非此等人，如何能不为“变化”所使？而诗人能之。

    诗人观察变化、描写变化。生活变化摧残了我们的生命，但我们仍要看你怎样把它压倒，怎样把它摧残。孔子周游列国归而作《春秋》，亦此本领。当你能看它、能写它时，就是你心作得它主时；若不能作它的主，便不能看、不能写了。故要正眼看得它，作得它主。人写兴奋感情只能写概念，便因没正眼去看，故不能描写。

    吾人不能“二六时中不生杂念”，故亦不能得到调和，而且若一人先得到调和，恐怕倒可怕了。老杜也没有调和，他是变化。陶亦然。

    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孟郊《烈女操》）

    “井水”只能是“古井”，若为河，水流，自力起波；风来，外力起波。井水，无自力、外力，但若有人打水呢？古井，没人打。“二六时中不生杂念”，这是个什么人？处的是什么境界？柳子厚游记有一篇写某小潭山川泉林之美，而结曰“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小石潭记》）。这种境界真是可怕，你待得住吗？（韩、柳无论诗文皆可抗衡，韩以奇伟胜，而精微处不及柳，韩之修养不够。柳也躁，但他倒霉，躁不起来了。）我们在事业上不是英雄，我们在社会上不能做圣贤，在某种境界不能做仙佛。我们凡人也是悲哀。

    余自以为讲得不明白，但提出问题使人自己去想更好。

    注释

    [1]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此言有真知。”

    [2]这次大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情见与知解

    情见、知解，情见就是情，知解就是知。

    诗人有两种：一为情见，二为知解。中国诗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见的路。然任何一伟大诗人即使作抒情诗时亦仍有其知解。陶公之诗与众不同，便因其有知解。

    中国人讲究吉祥，而吉祥文字难作。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馀。

    “春常在”、“庆有馀”，真好。若能如此，真是理想家庭；国家亦然，若能如此，真是大同。孟子说：“兽相食，且人恶之。”（《孟子·梁惠王上》）现在人相杀，现在所谓最伟大的人是杀人最多的人。“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馀”，这之中有哲理而不是诗，便因其知解太多。“向阳门第”这两句还好，至于：

    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

    更不是诗，虽然道理也没法推翻。英国某大诗人诗，句句是格言。然而格言不是诗。

    宗教对情见与知解二者，盖兼而有之。

    宗教家之写诗，如但丁（Dante）之《神曲》。这样的作品是宗教的诗，而且这么伟大，只有西洋会有。他本身是虔诚教徒，而又是一个有情见、知解的诗人。

    一般中国人对宗教只有情见，不是知解，故绝不能有但丁那样虔诚情绪，那样坚强意志。中国人缺少虔诚的宗教精神。虽然中国诗人常好用禅宗语，然此仅为“随喜”现象。

    中国没有宗教，有，就是“道家”，还不是老庄之道，是秦汉方士之道。古诗“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可见当时服药求神仙已成风气，其风自上养成。一个生活困难的人便不想求长生了。《西游记》第四十四回中孙悟空对车迟国求死不能的五百僧众道：“你却造化，天赐汝等长寿哩！”众僧道：“老爷呀，你少了一个字儿，是长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的稀粥，到晚就在沙滩上冒露安身。”————锦衣玉食的人才求长生。（“玉食”二字，真吉祥。）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国学术最发达时期。汉之尊崇儒术，其罪不下于秦之焚书坑儒，于是方士之说起。其后也有文化发达时期，那是受了外来文化侵入。耶教讲“永生”（灵魂不死），与长生不同。这点高，永生是精神的提高，长生是肉体的保生。释迦是无生。人都比中国高————而秦汉以前中国并不讲长生。

    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生活是艰难的，这是我们的悲哀，而且成为打不破的悲哀。我们怎样利用此短促生命解决此艰难生活？这是最实在的工作，也是最高的理想。宗教家也是如此。

    人生有职业、事业之分，仍该以事业为重。想成事业，必须有坚固意志。票友既不以唱戏为事业，也不想以之为职业，而有时想“来”一下。恐怕这只是兴趣问题，不是意志。

    固然意志不是知解，而坚强的意志必由清楚的知解而来。譬如押宝下注，认准它是红，掀盆是黑，也认了。兴趣不是情见，但兴趣与情见有关，兴趣之于情见，便如意志之于知解。

    先不论情见、知解，人若真能虔诚信宗教，一头倒在佛怀里，是幸福。净土三经，写得美得很，真是诗。死后去净土否？不用管，反正现在我相信将来上净土。

    中国人天生宗教情绪不浓厚，命定论。

    小泉八云（L.Hearn）常说某诗人是异教情绪————凡见到奇情壮彩，他便说是异教情绪。小泉是英国人，虽非虔诚教徒，然英人之与耶教便如中国人之与孔教，无论顺受、逆受，总之是得受。便是胡博士这所谓“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也熟读《论语》，他说：

    “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

    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尝试集·孔丘》）

    宋初宰相赵普说：

    得半部《论语》可安天下。

    这是顺受，胡氏是逆受。在西洋，诗人、文人对《圣经》都下过功夫，故西洋人对《圣经》便如中国文人、诗人都要读《论语》一样。尼采（Nietzsche）反宗教，但余敢保尼采对《圣经》一定读得很熟。中国无宗教，故对小泉八云所谓异教情绪看得很平常。但丁顺受，尼采逆受，中国对宗教是无受。无宗教信仰，只凭自己，故须有所寄托，抒情诗人尤其离不开自然与酒。

    中国诗人与外国诗人都看出生命短促、生活艰难，都想利用短促生命解决艰难生活。中国诗人不能把自己交给佛，交给上帝，只有相信自己。而自己最薄弱，最渺小，以此解决艰难生活非易事，所以更感到自己之薄弱、渺小。中国诗人为何喜欢酒、喜欢自然，便因无信仰，欲求寄托于自然与酒。自然与人还远，酒与人最近，与人体发生密切关系；而自然原原本本，不用“买山钱”。

    人不能常在大自然中，以其无生。若自然中有生了，那便不纯是大自然了。酒中也无生。

    余之讲书絮聒，因治学不能武断，不能盲从。武断、盲从是不科学的、不哲学的，也是不文学的。

    陶诗中有知解，其知解便是我的认识。他不是一个狂妄、夸大、糊涂的人，所以清清楚楚认识了自己的渺小。

    李白好像一点知解也没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好像人一捧就好。若果是青萍、结绿，何必薛、卞？渊明这点比他们高。对相信自己这一点，除去老曹恐怕无人可比。至于老杜，对陶公虽不能比肩，至少可追踪。

    尼采反宗教，鼓吹强者道德，主张人当做超人，自己是自己上帝，这是一种疯狂说话。现在不说尼采，只借其“强者道德”一名词。

    中国不信宗教，所以君子便成为标准人物，不仅是优秀。中国也成“强者道德”，何以说是“道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这是“强者道德”，然既非尼采之疯狂，也非宗教，而是中庸。天的人格是“健”，所以人要“自强不息”。这是“强者道德”————没有宗教，就瞧你自己的了。然而自我力量薄弱、渺小；所以陶也仍不免梦想、恐怖。如人掉在水中无所依靠，“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尚书·五子之歌》），千钧一发，落水人抓住一根草茨、一根树枝，都不放手，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恐怖。悲哀还好，还可发祥出一种力量，虽不能长，也是力量；而恐怖是对自己的一种怀疑，从怀疑得到绝望。若能平心静气等老虎吃，这人不是极端麻木便是极大修养，非吾辈常人可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心经》）。人到恐怖中是前有挂碍、后有梦想（昏散），便坏了。

    余旧有诗句：“醉乡依旧是他乡。”醒来还不是悲哀恐怖吗？但既不能（不是不肯）倒在佛怀里，又不能跪在上帝脚下，自己渺小，掉在水里，只能抓住树枝。

    陶渊明《咏贫士》共七首，《文选》只选第一首，我们所注意也是这一首：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文选》所录不尽合余意，盖昭明选文亦未能免俗，未免落传统窠臼，就是用一般人作风去看。而《咏贫士》只选一首，有眼光，虽未必合作者之意。

    “贫士诗”首句“万族各有托”，“族”，即类，万类都有依靠；次句“孤云独无依”，这句这么严肃，这么悲哀。首句宾，二句主，借宾现主。“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二句写主，“暧暧空中灭”，写得悲哀，写得好；“何时见馀晖”，完了。人生在世，岂非如此？由生而哀而死。“暧暧空中灭”，死后“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二句为宾，“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二句为主。末二句言“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知音，因自己孤单薄弱，故希望有朋友、同志、知己。朋友、同志、知己虽未见得能解决我们困难，但至少可减少我们恐怖。人生如行黑夜崎岖山路，要旅伴。不为对我们帮忙，但可破除寂寞，减少恐怖，还可增加我们兴趣。交朋友不在求帮忙，如人赛跑喊“加油”，你不必去帮他跑。所以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这不是普通朋友，是知己。人越爱谁越愿叫他陪着流泪、痛苦。因为告诉最爱的人他才不趁愿，不幸灾乐祸。

    靠自己————薄弱，靠知音————稀少，何能所依？陶渊明抓住什么————古人（《咏贫士》自第二首，每首咏一古代贤士），这真是陶渊明的聪明，也是陶渊明的修养。有古人为伴，如见亲人。“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屈原《离骚》），陶之“咏贫士”亦有是意。

    三、陶诗之真

    西方有个故事，说一人在白天中打灯笼，在雅典市上乱转。或问之，说：找一找还有个像人的没有。中国诗人都不大像人，不用说是幽灵，便是神佛也不成。而余以为神佛还有他人的一面。

    中国诗人一大毛病便是不能跳入生活里去，所以一读其诗便觉得离生活远了。曹、陶、杜其相同点便是都从生活里磨炼出来，如一块铁，经过锤炼始能成钢。别的诗人都有点逃脱，纵使是好铁，不经锤炼也不是全钢，所以总是有点“幽灵似的”。曹、陶、杜三人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确实磨炼了一番才写诗。

    但一块好铁才经得起炉火锤炼，若是木头或坏铁，纵不成灰，也不能成钢。中国诗人不肯跳进去，固然是胆小，也正是他的聪明。这样的诗人我常怀疑他若跳进生活之火炉，若他还能吟风弄月，还算好汉，大概怕也不能了吧！

    为诗人之困苦是不能跳进生活火炉不成，而跳进去毁了也不成。连老杜晚年诗都有点枯窘，身无片瓦，不如陶尚有馀裕。

    别人写真，一点也不觉他真，陶写真，真真。

    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震烁古今流传不朽，多以其伟大，而陶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处。

    陶渊明过田园生活，极平凡，其平凡之伟大与曹公不平凡之伟大同。法之莫泊桑（Maupassant）、俄之契柯夫（Chekhov），人谓为平凡之伟大。此种伟大比非常及怪奇之伟大更伟大。法国波特莱尔乃怪奇之人（作有《恶之花》），中国李贺亦以奇胜，此易引人注意。平凡不易引人注意，而平凡之极反不平凡，其主要原因是能把诗的境界表现在生活里。

    人最难得是个性极强而又了解人情。个性强者多不了解人情，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己不能打破小我。如老杜即不通人情。杜与严武（西川节度使）甚好，有互相赠答诗，且老杜入蜀后甚得严武之助，而一次二人吵架，杜曰：“严挺之（严武之父）乃有此儿！”（《旧唐书·杜甫传》）致使严武欲杀之。六朝以来最重避讳，至宋尚然，故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事。而陶渊明绝不如此，他的《与子俨等疏》真是诗。此所谓平凡之伟大，越平凡越不易做到。有人问道于某高僧，高僧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人曰：“此三岁小儿语。”僧曰：“此八十老翁不能做到。”曹公亦非常了解人情。陶了解后是顺行，曹了解后逆行。（鲁迅颇似曹，故再三替曹辩护，说魏文帝不行，我若为文帝，必杀曹植。）曹操：“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而临死“分香卖履”（《遗令》），处处表现其人情味。

    陶诗平凡而伟大，简单而神秘。吾辈不能做到。

    从何说陶诗？————贯通。

    《论语·里仁》篇有云：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释迦拈花，迦叶微笑。如何便如此放心大胆相信？此盖纯自然而然，一点勉强没有。（文章应做到如此。）学文、学道皆从勉强来，圣门用功皆从勉强得之。学道从勉强来，而得道、悟道要一点勉强也没有，入“勉强”，出“自然”。“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即“一以贯之”。一切法皆佛法，必到“一以贯之”，然后哲理与诗情合二为一。否则，说理只是说理，不成为诗。诗可以说理，惟不可有一分勉强，否则是散文————其实，若勉强连散文也写不成。真正得道圣贤所说理皆是诗，大诗人成功即是哲人。

    陶渊明写诗是如此，是“一以贯之”，凡是人生皆可入诗：

    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

    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杂诗十二首》其四）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

    人有此情而不肯如此写。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诗》其一）

    此好处便在平凡。老杜《羌村三首》（其二）：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此人之常情，常情也就是至情，但老杜表现得不好，字句不圆[1]。“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读了以后，可不是吗？但谁这样写了？老杜便不成，老杜勉强。他深入了没有浅出，尤其“畏我复却去”一句。

    一个大诗人使用语言最自由，也最美满，能创造。既写后人之认可，亦写前人之不敢，一切大诗人、艺术家盖皆如此。

    中国诗传统精神不说丑恶之事（丑，形；恶，神、心），陶诗不然。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二十首》其十六）————说“寒”；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说“饥”；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说“赶快活完了事”。（清人黄仲则组诗《绮怀十六首》末首“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亦此意。）

    诗是人生的反映，我们从前人诗中虽不能见到现在生活，至少可见到古人生活。美与善是人生色彩，丑与恶也是人生色彩。

    世上生活一般事常是你认为好的，他不来；等来了，又跑了；等你以为好时，他早跑了。先不用说人世间一切事物一切境界，你觉得不好，他老跟你不走；你觉得好的，他老不来；或等你觉得好，就该保不住了。

    我们看世上一般人，在世上有所成就的都是他有所“获得”。即以升官发财而论，亦是获得，而你不知他的获得是以最大牺牲换来的————为钱六亲不认。先不论其结果，他牺牲了，而他也知足，没人格也不要紧。向上、向前的人，在物质上也知足；知足、知止，然后有精神工作。凡有所成就的都在某个条件上有知足、知止，不是完全知足、知止，完全知足、知止，那不死了吗？余之《和陶公饮酒诗》二十首（其十九）有“知足更励前，知止以不止”之句。而陶渊明可怜，是连最低的温饱都没得到：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拟古诗九首》其五）

    人皆以为陶知足、知止，其实陶不是无所为（平声）、无所为（去声）的人。老子亦然。老子主柔，柔能克刚，主退还是所以进，如《孝经·诸侯章》云：

    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有人说老子是阴谋家，但我们不取其机谋而取其智慧，则老子也未始不是圣人。孔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龙，变化莫测）”（《史记·老子伯夷列传》），亦盖有所见而云。然老子的确有其经验、思想。有人只有经验，而无思想，所以也不称其为智慧。而机谋常常是损人利己；至于智慧，利己了，可也不见得不利人。

    当然，若按耶稣教义，则老子是阴谋家；但若按世谛来看，便是智慧。释迦、基督是损己利人；老子不是无我，“我”的观念很强。老子讲慈，而与佛、耶之慈爱不同，佛之慈悲、基督之博爱是无所为而为；而老子有所为，他的慈是理智的。佛、耶之不爱不可，是心里觉得不可；老子是觉得不忍不可，可能是从理智出发，以为世上人与人关系必如此不可。佛、耶是心，老子是“势”。生在现在科学发明时代，老子学说该研究一下。

    陶渊明亦有其悲哀，他被他的生活范围缩到极小，然而即此极小限度亦不能使其得到满足。站到柔的地位未能克刚，站在退的地位也没能进取，机会、能力不够，二者盖兼而有之。“满而不溢”，只剩下“不溢”；“高而不危”，只剩下“不危”。然即此“不溢”、“不危”一点，亦不常能得到，不常能守住，这是他的痛苦、悲哀。悲哀尚使人能忍受，悲哀久了成为痛苦，便为常人所不能忍受。

    有人能压倒痛苦，如拼命工作。能这样的人在世谛上是了不起的，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依赖宗教还是第二义。真正的信仰者并非求上帝保佑、教主提拔，而是把自己交给上帝、教主，如此便可得到安心。而中国人从古宗教情绪便不浓厚，一般人信佛是迷信，不是信仰。如此看来，中国人也许不是没有宗教情绪，而是有却没得到正当发展。第三条路是麻醉，其一是酒；其次是自然（与鹿豕游，与木石伍），这是非人生活。一个人要安身在人群里，脚跟要立在地上，不能跑到酒里去立脚。虽然觉得自己很风雅，其实非人生活。

    陶渊明没有宗教信仰（谢灵运是虔诚佛教徒，知识很多），但他以工作克服痛苦，是有心无力，陶身体不好。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杂诗八首》其八）

    别的田园诗人是站在旁观地位，而陶是自己干。陶渊明写“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也还是象征多而写实少，那么他是骗人么？不是，不是，他做事向来认真。就算这是象征，他也确过此种生活，否则他写向前、向上，何必多用“耕”、“田”字眼？不但陶诗，任何人诗皆可用此去分析，他好用某种字眼，必是于此种生活熟悉。

    或谓陶乃田园诗人、躬耕诗人。

    中国第一个写田园的诗人当推陶渊明。这一方面是革新，一方面是复古（“三百篇”中有写田园之诗）。余以田园诗人之称归之陶，尚不因此，另有两点原因：

    其一是身经。自己下手，不是旁观，与唐之储光羲、王维、韦应物等人不同，彼等虽亦写田园，而不承认其为田园诗人。许多文人只是旁观者，而旁观亦有多种：一种旁观是冷酷的裁判，判断力甚强。中国无此种诗人，鲁迅先生似之，而他有时热得厉害。一种是热烈的欣赏。前者是要发现人类的罪恶，后者是要证明人类的美德；前者对黑暗，后者对光明。又一种是如实的记录。此与近代写实派相似。这三种文学家都是好的。陶渊明不属于前三种，而是写自己本身经验，不只是技能上的、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故非旁观者。王、韦等人写田园，则是不切实，油滑。

    其二是理想。陶之田园诗是本之心灵经验写出其最高理想，如其“种豆南山下”一首（《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明明说草、说锄、说月，都是物，而其写物，是所以明心。

    所谓“心物一如”，心————内，精神；物————外，物质。平常心与物总是不合，所谓不满意，皆由内心与外物不调和。大诗人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在这种情形下出来的是真正的力。外国诗人好写此种“力”，中国诗人好写“心物一如”之作，不是力，是趣。一是生之力，一是生之趣，然此生之力、生之趣与生之色彩非三个，乃一个。生之力与生之趣亦二而一，无力便无趣，惟在“心物一如”时多生“趣”，心、物矛盾时则生“力”。

    “风与水搏，海水壁立，如银墙然。”是矛盾，是力，也是趣。由苦而得是力，由乐而得是趣，然在苦中用力最大，所得趣也最深。坐致、坐享，都不好，真正的乐是由苦奋斗而得。

    陶渊明躬耕，别的田园诗人都是写田园之美，陶渊明写田园是说农桑之事。西洋田园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也只是欣赏田园之美。

    田园诗实亦不可包括陶渊明诗，田园诗人、田园诗，不足以尽其人、其诗。

    陶之躬耕是出于本心呢，还是出于“势”呢？这一点我还不敢确定，倘若说是出于本心，但他的作品、传记中看不出来，而其“势”非躬耕不可。陶渊明躬耕就算十分认真努力，他的身体也不许可。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说：

    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

    陶渊明年寿若干，史无明证，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云年六十三；或曰以诗考之，当年七十六，总之年岁不太小。他辞官时年四十一，假定他躬耕从四十一起，那么当时他躬耕不过十馀年便已自言不利：“渐就衰损”。（“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二句造句和“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一样好。）工作不成，故不得不逃之于自然与酒。而陶究竟与其他诗人不同，故拉出“前修”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其七）。

    “古诗十九首”有云：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天，先天；始，无始。

    人的一生往往是事情未来前，胡思乱想；既来了，乱七八糟；已过了，悠悠忽忽。人生活最好不想。不想，一种是醉生梦死，行尸走肉，此为吾所不取；一种是拼命工作，而忘掉生活。

    哲学家是生活中的艺术家，哲人最爱而且最喜欢解决生死问题。佛说吾辈凡人沉沦在生死海中。所谓解决生死、了生死（了，有二解：一是明白，一是解决），宗教是解决生死，吾辈不能，只有沉沦其中。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是诗人中的哲人。哲人观察人生的结果————“忽如远行客”。西洋某人说，在我活时没有死，在我死时没有活，不用怕。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未死之前，是“如远行客”；走不动躺下了，完了。但没有到家呀！宗教讲的是到家，吾辈凡人不讲到家，只有走。如山中结伴旅客，遇瘴气，越走伴越少，但你不能管，只有走。人生没有完成，没有成熟，活到百岁若不死还有长进。到死为止，可并不是到死会成熟。

    初以为中国人太不文学；后以为不哲学，也不然；今又以为不科学。对了，中国人不严肃，不科学。一个人吃东西、读书、做事，都不要弄得疲乏伤力，这不但妨碍人身体健康，而且也减少兴趣。

    “忽如远行客”，理想是家，虽到不了，然而永远在追求，无论在全人类或个人都是如此。

    人生如归云，空行杂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见踪迹。（陈简斋《晚晴》）

    此四句用客观说明，而思想偏于消极，为什么说“如归云”不说“出山云”？没有“古诗十九首”有力。人生只有走，没有到家。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是说明，是批评；是文学的，也是科学的，如化学之分析，还有是非喜怒之可言吗？[2]所以，有时哲人也和科学家一样，破坏完整而割裂分析之，只是表现说明一个“真”。水是H2O，这与你赞成不赞成、喜欢不喜欢没关系，它就是这样。

    注释

    [1]叶嘉莹此处有按语：“即不圆润。”

    [2]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此数句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仍有感情。”

    四、陶诗与酒

    天地间一切事物有创作，没有照抄；有重生（复活），没有重现。新灵魂、旧躯壳，或旧灵魂、新躯壳，乃重生，而再现一切都是旧的。狗拿耗子固然多管闲事，但必由于猫不管事。

    “春草生兮萋萋”，“王孙游兮不归”，楚辞《招隐士》中句；“终朝采菉，不盈一匊”，“三百篇”《小雅·采菉》中句。“采菉何曾盈一掬，王孙归去已无家”，此为现代诗人覃寿堃（字孝方）之诗句，覃之诗用典盖讽“五四”。

    作诗文用典，有正用，有反用。有的用典只成为一种符号，一为炫学，一为文陋（掩饰自己的浅陋），炫学不免文陋。人不读书是可怜；读书太多书作怪，也可怕。

    余作诗偶用一特殊字句便害怕，以为古人没这样用过。余近作绝句：

    从古有生多草率，当春无日不风沙。

    东陵自是真奇士，种得青门五色瓜。

    “东陵”即秦东陵侯邵平，“青门”乃汉长安城东门。秦亡后，邵平为布衣，种瓜于长安城东。（事见《史记·萧相国世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一有：“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余以前用典好反用。近来余之用典正用而用出新的意思来了，————即使种瓜也好，但不草率，也不怕风沙，虽由侯爷降为平民也不怕。

    余又近作绝句：

    几日先生未出门，芳草萋萋没旧痕。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1]

    “芳草萋萋”亦用楚辞《招隐士》之典，“夕阳”、“黄昏”则用李商隐《登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典。夕阳之美时间虽然短，不是还好吗？难道因近黄昏就不好了么？

    不但近世人人生支离破碎，因循苟且，自古而然。偷生苟活，十个有九个如此。然生命是宝贵的，而又这样短促，偷生苟活是敷衍。人最不可敷衍自己，敷衍人还可以，老敷衍自己就要完。不偷生苟且，先从不敷衍自己入手。有几个人不草率，无论胸襟、作为都光明磊落？不草率，光明磊落，这样人世才不荒凉寂寞。

    人对失败所取态度应如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而在中国能如此者甚少。还有一种就是失败了否定外物，吃不着葡萄说酸。再有一种就是自我否定，否定外物亦不易，于是自己打自己，如阿Q。否定外物，外物现在，越得不到越觉好，又加一层失败。否定自己根本抹杀，倒也是清源正本之法，但活着不是死嘛！又不是麻木，所以否定自我也得不到成功。于是再假借外物，《赤壁赋》所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但这还不成，你住在江上吗？你住在山间吗？打鱼的住在江上了，而未必能欣赏清风；砍柴的住在山里了，而未必能欣赏明月。要欣赏还要有那种欣赏心情。这也不易做到，于是需要麻醉。富贵寿考、吉祥如意，此盖皆为理想，不能得到。理想不能成为事实，这是失败，于是需要麻醉，即使不能无我，至少可忘我。所以古今中外诗人都爱酒。

    法国恶魔派诗人波特莱尔有散文诗————《你醉吧》：

    永远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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