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与陈王·力与美

    曹公“奸雄”。（今人奸而不雄，是庸才、奴才。）

    曹孟德在诗上是天才，在事业上是英雄，乃了不得人物。唐宋称曹孟德为曹公，称陶渊明为陶公，而李、杜后人皆不称公，非如此不能表现吾人对曹、陶之敬慕。（曹公、陶公所表现态度，“诗三百篇”中没有。）

    曹公在诗史上作风与他人不同，因其永远是睁开眼正视现实。他人都是醉眼蒙眬，曹公永睁着醒眼。诗人要欣赏，醉眼固可欣赏，但究竟不成。如中国诗人写田家乐、渔家乐，无真正体会，才真是醉眼。

    欣赏别人的痛苦是一种变态、残忍；还有一种是白痴，毫无心肝。文学上变态固可怕，但白痴更可怕。这种人便毫无心肝，不要说思想，根本便没感觉。欣赏田家乐者盖此种人。

    人摔倒把他扶起来，只要出于本心，不求名利，这是好人；若有他心，便不成。若有见人摔倒解恨，这也是汉子。若见人摔倒光看着，是白痴。鲁迅先生所写阿Q便近于白痴。若走过不管，如孟子之言“虽闭户可也”（《孟子·离娄下》）。而中国人只看着，下巴垂下[1]。欣赏田家乐之人，庶几乎近之矣。若自己做了田家、渔家，还能乐吗？

    要说拿别人痛苦当作自己享乐，这也要点胆量、狠劲。如张献忠，据说他睡觉时床头悬一人，以刀砍之，鲜血封目然后眠。（四川有七杀碑。）此种变态心理，非人之可能。

    天才、英雄是“非常”，心理变态也是“非常”。真正的天才、英雄大概也是心理“变态”。而变态很难讲。常态以何为准？若以天才为准，则我们都低能，“不够数”。那么，你能说天才是“变态”？

    屈原、曹、陶、李、杜诸人，写诗亦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天才，那是从我们看是天才。余有近作：

    少陵西蜀哪知老，元亮东篱不自高。

    此二句上句说老杜，下句言渊明。上句用《论语》“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盖工部五十岁后拼命创作，一年作出五卷之多（然全集共二十卷）；我们千载而下看陶公，了不得，而陶渊明盖“不自高”。凡自己做事若自觉清高，那他心里就混浊；自觉风雅，那他心里就庸俗。

    按时代，曹在前，陶第二，杜第三。在文学价值上，亦然。

    曹操诗传下来虽不多，但真对得起读者。

    若人能开自己玩笑是真正幽默家，这要能欣赏自己苦痛才行。（开人玩笑不算，欣赏别人苦痛不算好汉。）如曹公之《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曲，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曹公《苦寒行》诗发皇，而一点也不竭蹶，真是坚苦卓绝，不向人示弱。曹公之能如此，亦时势造英雄。

    果戈理（Gogol）《塔拉斯·布尔巴》写哥萨克老英雄布尔巴，其子在华沙的刑场受刑，濒死之际呼唤父亲，布尔巴在围观的人群中应答儿子的那声呼唤：“我听着呢！”说“听着呢”，不怕敌人捉拿，这才真是汉子。这一点曹公有时如此，不是醉眼蒙眬，也不是残忍，真是坚苦卓绝。打折胳膊袖子里藏，打掉牙齿肚子里咽，不向人示弱。曹公是不示弱，然还不是向袖子里藏，不是向肚子里咽。

    “北上太行山”一诗之最后两句“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写痛苦而音节真好。“悲彼”、“我哀”两个双声字，用得好。

    “三百篇”富弹性，至曹孟德，四言则以锤炼气力胜。其《步出夏门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

    可以此八句代表曹诗。曹操四句写大海，曰“中”、曰“里”，将大海之雄壮阔大写出。（看大家诗，不能吹毛求疵。）然仍不如“三百篇”之有弹性，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陶似较曹有情韵，然弹性仍不及“三百篇”。此非后人才力不及前人，恐系静安先生所谓“运会”（风气），乃自然之演变。

    The style is the man himself. style，作风，风格；stylish，特样的。

    白居易《新乐府》————“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白发人》）。西洋作家叫stylish。近代如周氏兄弟[2]，亦stylish。而最近真不成，没有一个人是stylish。某人自称我是中国最老文学家，而“老”之可贵在有智慧，写了一辈子就没有style，根本不是文学家，新也许新。鲁迅作风明快，其做事即快刀斩乱麻。

    Style，不但难翻，而且难讲。如曹、陶、杜之不同，即各人style（风格、风度）不同。

    普通都以为韵文表现情感，余近以为韵文乃表现思想。中国后来诗人之所以贫弱，便因思想贫弱。一切议论、批评不见得全是思想，因为不是他那个人在说话，往往是他身上“鬼”在说话。“鬼”————传统精神。不是思想，是鬼在作祟。

    余之所谓思想，乃是从生活得来的智慧，意即对生活所取的态度。既不能禁止思想，就要使思想“转”出点东西来，不使之成为胡思乱想。

    凡作品包括：一情感，二思想，三精神。前二者打成一片，而在诗中表现出来的作风即作者之精神。情感加思想等于作风，而作者精神从作风中表现出来。

    曹、陶、杜三人各有其思想，对人生取何种态度，如何活下去，各不相同。

    曹、陶、杜三人各有其作风，三人各有其苦痛。普通说苦痛偏于外界，悲哀偏于精神。而二者互为因果。假设没有外界苦痛，悲哀从哪儿来呢？

    一个人活在现世，外界苦痛就造成他内心的悲哀。曹操《短歌行》有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短歌行》其后又言：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月明星稀”，该休息了，然而“乌鹊”还要“南飞”；想要休息，但“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就没地方可歇。你有气力，还是飞；没力气了，一头摔死也可以————这才是真正悲哀。普通人以为伤感是悲哀，而曹公不是伤感。

    杜甫亦能吃苦，可是老杜有点花招了。魔术戏法，不是真的，不过假得可爱。老杜在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在他的长篇古诗中总开自己个玩笑，完事儿一笑了之，无论多么可恨、可悲的事皆然。不过老杜老实，大概是无意。（西洋小说中写一乞儿，临死尚与狗开玩笑。）常人在暴风雨中要躲，老杜尚然，而曹公则决不如此。

    渊明前有曹公，后有工部。渊明有时也避雨，不似曹公坚苦，然也不如杜之幽默。但他也有一把伞、一个屋檐，那就是大自然和酒。

    曹、陶、杜三人中，老杜生活最苦，他并不甚倔，常受人帮忙。人不能与社会绝缘，所以老杜有时也和无聊人在一起。而渊明没有，因为他还有几亩地。然而也还是不行————还乞食。我们再看看老曹，没人帮他忙，只有自己干。天助自助者，非常时代造就出此非常人。生于乱世，只有自己挣扎。弄好，成功了；弄不好，完了。所以三人中最寂寞者仍为孟德。其思想、行为不易为人所了解、同情，其艰难也无人可代为解决。陶、杜生活固难还易解决，我想，人间是有好人，人心仁心，爱帮人忙的。帮忙来了看我们接受不接受了。陶与杜皆接受。而孟德悲哀，无人可替他解决困难，别人不能帮他忙。刘备是幸福的，他有诸葛武侯么！交给武侯没错。而老曹交给谁？他多疑————想不疑都不成，谁能帮他忙？

    曹公在历史上、诗史上皆为了不起人物。第一先不用说别的，只其坚苦精神，便为人所不及。陶诗中亦有坚苦，杜甫亦能吃苦。一个人若不能坚苦便是脆弱，如此则无论学问、事业、思想，皆无成就。但只说曹公坚苦，盖因陶、杜虽亦有坚苦精神，然不纯：杜有幽默，陶有自然与酒。而曹公只有坚苦。这一点鲁迅先生近似之。

    然陶、杜之悲哀亦有老曹所无者。有时他不愿接受的帮忙————“嗟来之食”————他也得接受。孟子说：

    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孟子·告子上》）

    帮陶、杜者，未必是“嗟来”、“蹴尔”，可以说人心都有仁心，有温暖，但是“受人者常畏人，与人者常骄人”（《孔子家语》），吃人嘴短，拿人手软。鲁迅先生写赔大换小，而写收买洋元且反复查看，神气大了，谁叫你求他破小呢？买卖当如此，一来一往不一样。

    曹公有铁的精神、身体、神经，但究竟他有血有肉，是个人。他若真是铁人，我们就不喜欢他了，我们所喜欢的还是有感觉、有思想的活人。我们不喜欢铁人、金人、石人、玉人……

    某杂志有文章说，若声音小听不见，但若太强也听不见。这话对。作者精神太集中、太强，我们也失去听力。

    一个诗人不必有思有情，主要有觉就照样可成诗人，而必有觉，始能有情思。曹子建有觉而无情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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