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谈楚辞

也，本为“赋、比、兴”之赋，后单独发展为一种文学样式。哲理赋如《荀子》，汉赋均为“辞赋”。汉代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班固等均为辞赋家。（汉代辞赋具有文学史上的价值，应予适当评价。）自枚乘《七发》、班固“两都”以下，叙事、写景多出于“楚辞”。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五家，赋有四家：屈原、荀卿、陆贾及杂赋。荀子有《赋篇》，作风与屈原不同，仍为四字一句，而能颂（诵）不能歌，与“诗三百篇”不同。屈原赋乃文学之最早者，后世之描写方法多出于楚辞，后之纯文学亦出于此。（“文”，广义而言。）所谓纯文学必有组织；不但须有组织，且须有音节。（文者，字也，故有《说文解字》。文，其部首也；字者，孽乳而相生也。）屈原为赋家之正宗，后世学屈者多。（然后人学“骚”者多不能似，即以扬雄之才写之尚如此。今并赋不为，何况楚辞？）宋玉乃屈原之弟子，后人合称之为“屈宋”。《招魂》据云乃宋玉为屈原作，而司马迁则以为屈原自己作。《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宋玉出于屈原，而屈含蓄，宋刻露，能自己表现个性。短亦在此。以文论，“屈宋”可以并称；唐勒、景差则不能与之比。其后，汉人赋多出屈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叙可概见。

    二、读《离骚》

    今欲读楚辞，须先读《史记·屈原列传》。

    司马迁之作《史记》，不似后人之著书，乃自成一家之言，有所为而作，有可感始书；无感，虽名人不传。班固以下则为史而史矣，体裁整齐。《史记》为某人列传，即对某人有感，多为学者，或儒家，或兵家。管仲、晏婴二人皆齐人，故合传；孟子、荀卿皆儒家，诸家附其后。

    司马迁《史记》之传，仍为“传”之意。读某人作品前，须先读某人传。立贾谊传者乃同情其不得已，故录要政之言甚少。

    为屈原立传，乃为《离骚》而作。古有“言功”篇，古人以立言为功。

    班孟坚《离骚序》曰：

    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

    古人不以抄书为耻。班孟坚抄淮南王安《叙离骚传》，自班孟坚序所引淮南王安可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廿五篇，所谓廿五篇自《离骚》至《卜居》。

    屈原所处之时代，正值神话传说盛行，且楚国时为富饶、文化发达之大国。此为屈原赋楚辞提供了神话、想象之基础。屈原信鬼神。

    神话、想象不仅与时代，与地域亦有影响。（热带最富幻想，如印度作品多梦境。）《列子·说符》云：“楚人鬼而越人禨。”（禨，祥也，预兆。）昔所谓华夏，但指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虽周之旧都，而时为西秦。楚则以蛮夷观之。越成为国，其君称子。楚最先见于春秋，吴越更晚。楚衰而吴兴，吴亡而越兴。民族文化低者多迷信，故曰：楚人鬼越人禨。圣君王不仅以鬼神行政（傩坛，周之祭祀地，打鬼），虽仍祭祀而言人事，如汤之贤臣巫咸，所以姓巫者，盖咸即巫也。（男女巫总名为巫，男巫单称觋。）

    屈原被放，就世俗看是不幸的。但就超世俗看来，未始不是幸，否则没有《离骚》。再如老杜，值天宝之乱，困厄流离；老杜若非此乱，或无今日之伟大亦未可知。在生活上固是不幸，但在诗上说未始不是幸。（但若条件够了，自己没本领，有材料不会作，也没办法。）

    屈子之诗：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杜甫之诗：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

    屈原是热烈、动、积极、乐观；杜甫是冷峭、静、消极、悲观。而其结果，都是给人以自己要好好活的意识，结果是相同的。

    《离骚》中心思想：

    一篇作品均有一中心思想，如以石投水，一点为中心，圈圈扩大，而成一篇。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此即是屈原《离骚》之中心思想。屈原要实现其理想，但如何实现其理想，怎样促成新的诞生、旧的死亡，却一筹莫展。

    《离骚》有奋斗精神而又太有点伤感。“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三百篇”无此等句子，《离骚》比“三百篇”有战斗、奋斗精神。

    人无思想等于不存在。“诗”、“骚”，曹、陶、李、杜，其作品今日仍存在，其作品不灭，作风不断。作品，即篇章；作风，乃情，风者，精神之表现于外者。后世作伪诗之诗匠，即因其作品不能“常”，精神不能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