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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邊塞詩至唐代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出現了一大批寫邊塞詩的作家,陳子昂、王之涣、崔顥、王翰、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柳中庸、盧綸、李益、常建、陳陶等,創作出大量有關邊塞的名篇,超過了以往時代。至於偉大的詩人李白、杜甫,還有山水詩人王維等,也寫過膾炙人口的邊塞名作,特别是在盛唐出現了邊塞詩派。

    (二)邊塞詩不僅數量多,而且題材廣泛,全面反映邊塞戰争,邊塞生活和征夫思婦的思想感情。大量作品達到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統一。

    (三)邊塞詩的形式多樣,體裁完備,有七言歌行,五、七言絶句,五古,五、七律等,這也是過去所未有的。

    (四)出現了傑出的作家高適、岑參,其創作代表了唐代邊塞詩的最高成就。但他們的優秀作品又并不限於邊塞詩。

    (五)邊塞詩以其輝煌燦爛的成就,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爲唐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起到了承前啓後的重大作用。

    任何一個文學流派的産生,都有一定的社會、歷史原因和文學内部的承繼、發展等因素。邊塞詩派也是這樣,它的産生、發展和繁盛,與時代有着密切的關係,同時,也是它本身不斷發展的結果。

    首先,盛唐經濟的高度繁榮、政治空前統一,國勢強盛,構成了邊塞詩派産生的基本條件。高適、岑參創作的主要階段是在盛唐時期,即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這時的唐王朝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封建帝國。自有唐開國以後,就十分注重邊疆經濟的開發。以邊塞詩派所描寫的題材最集中的隴右、西域地區爲例,天寶十二載,“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資治通鑑》卷二一六)。沿着漢代開闢的中西交通孔道“絲綢之路”,新形成許多繁華的城市和富庶之地,如涼州、張掖、酒泉、燉煌等。岑參詩中即有“涼州七里十萬家”(《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的描繪。又如北方,開元初於營州重築柳城,“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没户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廥充,居人蕃輯”(《新唐書·宋慶禮傳》)。因此,富有傳奇色彩的邊地生活,引起詩人們的興趣,邊塞新異的風土人情、山水風光,爲詩人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吸引他們去開闢一個新的表現領域。

    其次,唐王朝加強國内各民族之間以及歐、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實行較進步的民族政策。例如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太宗嘗云:“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鑑》卷一九八)爲促進民族團結,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太宗遣文成公主西嫁吐蕃贊普松贊干布;中宗景龍元年(七〇七),又以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尺帶丹珠。唐蕃和親數十年。至玄宗朝,“依貞觀故事”,姚崇爲相,即以“不幸邊功”等十事進諫。盛唐各民族間的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日益加深,許多少數民族商人、藝人、學者居留長安,以至入仕朝廷,漢族人民也在邊境與當地居民一起從事生産勞動,和睦相處。民族友好的和平氣氛,代表着廣大人民的共同意願,也成爲邊塞詩人歌咏的主題。

    其三,由於民族矛盾引起的邊塞戰争,是邊塞詩産生的一個直接原因。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都必然經過各民族間的鬥争和融合。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民族矛盾,這也是我們多民族國家在形成過程中的歷史必然現象。一方面,由於唐代邊地許多異族還大都處於氏族奴隸制的社會形態,對唐朝“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其部族首領違背各族人民的意願,連年在西北、西南、東北等邊地劫掠侵擾,時降時叛。如武后聖曆元年(六九八),東突厥默啜可汗攻陷趙州,盡殺所掠趙、定州男女萬餘人(《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開元二年,吐蕃將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於渭源,掠取牧馬(《資治通鑑》卷二一一);八年十一月,“突厥寇涼州,殺人掠羊馬數萬計而去”(《舊唐書·玄宗本紀》)。諸如此類的戰争還很多,這是一種掠奪性的戰争。另一方面,由於唐玄宗好大喜功,邊將中以邊功媚上邀寵者亦不乏其人。如天寶十載、十三載的兩次征南詔就是,這是唐對少數民族的侵擾,也是非正義的。

    盛唐國勢的強盛,還大大提高了人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這種時代的主要精神特徵,激發了詩人對建樹功勛的憧憬。尤其是廣大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的士人,具有奮發向上的精神,報効國家的壯志,因而投筆從戎、慷慨從軍,形成了一種時代風尚。

    同時,唐統治者重武功,文人入幕也是一個進身機會。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七云:“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爲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這些文人深入邊塞,有着親身的體驗和深刻的感受,寫出了歌頌戰士愛國精神和描繪邊塞雄奇瑰麗浪漫色彩的詩篇。

    唐代實行府兵制。戰士的長期戍邊和大量的犧牲,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這種現實也激起詩人們的憤慨和同情,因此,也出現了反映戰争給人民帶來災難的主題。對於不同性質的戰争,詩人自有不同的反映,只有認識了上述社會原因和邊塞戰争性質的複雜性之後,才會對盛唐邊塞詩多樣性的主題,有比較合理的解釋。

    最後,簡單談談盛唐邊塞詩産生的文學因素。

    邊塞詩至唐代大盛,形成重要的詩派。但邊塞詩的産生并非始於唐代。隨着漢帝國的建立,“守四方”成爲日益重要的政治、軍事問題。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功利”,抗匈奴,通西域,戰事較繁,這就必然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漢樂府如《戰城南》、《十五從軍征》、《飲馬長城窟行》等篇,可以看作邊塞詩的濫觴。其中反對黷武戰争、征人思婦相思之情等内容,成爲以後邊塞詩作的傳統題材。其蒼涼悲壯的風格,亦對後世有較大影響。

    漢末天下大亂,戰争接連不斷,人民流離失所。曹操寫軍旅征戍生活的詩有《苦寒行》、《卻出東西門行》等。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用秦代築長城之事,深刻揭露了當時繁重的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曹植的《白馬篇》塑造了一個爲國立功,不惜流血犧牲的愛國壯士的形象,充滿豪壯樂觀的精神。後來高、岑詩中的戰士形象便是它的繼承。西晉末年的劉琨,在他後期保衞中原的戰鬥生活中寫的《扶風歌》,有深厚的愛國感情。晉宋之交的鮑照,寫有不少邊塞題材的名作,如《代出自薊北門行》,抒寫壯士從軍衞國的壯志和描繪北方邊地風物,氣勢豪壯昂揚,意境蒼涼,開盛唐邊塞詩的先路。特别是他對七言古詩體裁的發展,對“四傑”、李白、高適、岑參的創作影響較大。另外,北朝樂府民歌中也有關於邊塞的題材。如《折楊柳歌辭》表現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隴頭歌辭》寫征人游子飄零的身世,《敕勒歌》描繪草原遼闊、牛羊繁盛的大西北景色,也爲唐代邊塞詩人的創作提供了借鑑。

    至隋,隨着戰事的增多,一些由北朝入隋的詩人如盧思道,楊素、薛道衡等,大都有從軍邊塞的經歷,寫了一些較好的邊塞詩。其中盧思道的《從軍行》反映征人思婦思念之苦,諷刺將軍邀功求寵,具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又如楊素的《出塞》和薛道衡的《昔昔鹽》,在藝術上都有獨創性。初唐“四傑”積極開拓詩歌的思想内容領域,邊塞詩在他們的創作中佔有較重的地位。如駱賓王曾久戍邊城,邊塞詩數量較多,如《從軍中行路難二首》、《夕次蒲類津》詩,既有立功報國的豪壯胸懷,又有邊塞生活的親切見聞。陳子昂從軍東北,有現實性很強的邊塞詩。如《感遇》中“朝入雲中郡”、“丁亥歲云暮”、“蒼蒼丁零塞”、“朔風吹海樹”等篇,對戰争造成士兵的痛苦和人民災難表示同情,對邊帥無能、統治者黷武開邊表示憤慨,這些内容都初步突破了泛擬古題邊塞詩的傳統風氣。而“四傑”的七言歌行篇幅擴大,筆勢縱横奔放,對高岑邊塞詩體裁的影響很大。在這些基礎之上,出現了盛唐邊塞詩的全盛時期,於是有高岑等人的出現。

    二

    高適(七〇二?——七六五),字達夫,渤海蓨(今河北景縣南)人。他的生平主要分前後兩個階段,五十歲左右是這兩段的分界。

    前段他很不得志。李頎説他“五十無産業,心輕百萬資。屠酤亦與羣,不問君是誰”。在這五十年中又大致可分爲北上薊門和浪游梁宋兩個時期。

    在北上薊門之前,他二十歲曾赴長安求仕,失意而歸,他寫道:

    二十解書劍,西游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國風衝融邁三五,朝廷歡樂彌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兔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常苦……彈琴擊筑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

    ————《别韋參軍》

    這裏一方面他揭發朝政的黑暗,貴族近臣壟斷政權,布衣之士遭受壓抑;另一方面寫自己客寓宋中,托身畎畝,生活處境非常艱窘,心情苦悶。但“彈琴擊筑,縱酒高歌”,意氣仍是豪邁的。

    十年托身隴畝之後,他爲了尋求立功報國的機會,北上薊門。他説:

    少時方浩蕩,遇物猶塵埃。脱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單車入燕趙,獨立心悠哉。

    在北上途中,他游於魏郡(在今河北大名縣東),“睹物思懷”,寫下了借古抒懷的重要作品《三君詠》,歌頌了“濟代取高位,逢時敢直言”的魏徵、“縱横負才智,顧盼安社稷”的郭震和“昌言太后朝,潛運儲君策”的狄仁傑。《舊唐書》本傳説他“負氣敢言,爲權幸所憚”,這和三君的氣質相類似,可見此三君是詩人倣效的榜樣。

    北上薊門,東出盧龍塞,這是高適第一次出塞。初到薊門,他“題詩碣石館,縱酒燕王臺”,意氣豪邁地唱道:

    北上登薊門,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衞霍。

    抒寫報國立功的雄圖壯志。可是這次他的希望又落空了。不過他雖然没有找到仕進的機會,對於邊塞戰士生活卻有了親身體驗,這就爲他後來寫著名的《燕歌行》打下了生活基礎。

    以後轉入浪游梁宋時期。這一時期直到天寶八載舉有道科爲止。這時他一面“漁樵孟諸野”,另一面做富貴人家的賓客,就是本傳説的“以求丐取給”。有時也到山東、江蘇等地漫游,廣交朋友,投詩於達官貴人,尋求仕進的機會。長期的困頓,使他苦悶悲憤,但用世之心未嘗减退。他在《詠史》中這樣説: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這也是借古抒懷,表示了自己對前途的自信。

    在長期交游中,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天寶三載,李白賜金放還,至洛陽,遇到杜甫,二人同游汴州,又與高適相遇。三位詩人“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然後同至單父,登宓子賤琴臺,獵於孟諸。這件事成爲文學史上的佳話,至今開封市禹王臺(即古吹臺)内仍建有“三賢祠”以紀念他們的盛會。季秋,高適和他們分手,南游楚地,自商丘沿汴東下,經酇縣、銍城、符離、靈壁、徐縣、泗縣、盱眙、淮陰、淮安,而抵襄賁(今江蘇漣水縣),寫了一篇《東征賦》,記載了“安史之亂”前的汴河方位,可以糾正《資治通鑑》的錯誤,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可惜未被人們注意,故特表而出之。

    北上薊門和浪游梁宋是高適創作的豐收時期。他現存詩共二百四十四首,有一百七十餘首是這兩個時期的作品。《舊唐書》本傳説他“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此後轉入詩人的後一階段。這階段包括兩次入仕,這是高適個人歷史變化的時期。第一次入仕是天寶八載(七四九),他的詩才受到宋州刺史張九皋的賞識,奏其所製詩集於朝,“薦舉有道科”,蹉跎半百的高適才獲得一個入仕的機會,心情非常興奮,在炎炎三伏天,十日趕到了長安,中第後,被專權妬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祇授他一個小小的封丘縣尉,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次年秋,他以縣尉身份送兵出塞,到達清夷(在今河北懷來縣)。他在《使青夷軍入居庸》詩中悲憤地寫道:

    登頓驅征騎,棲遲愧寶刀。遠行今若此,微禄果徒勞。絶坂水連下,羣峯雲共高。自堪成白首,何事一青袍!

    回封丘後,他因深感“拜迎長官”的屈辱與“鞭撻黎庶”的痛心而棄官,寫下了名作《封丘縣》。不久,得到了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的賞識與推薦,充任翰幕府掌書記,高適仕途顯達實始於此。

    安史之亂爆發,高適以監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關。潼關失守後,他奔赴行在,見玄宗陳述軍事形勢,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

    玄宗在蜀,用諸王分鎮,高適切諫,以爲不可,爲肅宗所知。數月後,永王璘據金陵起兵,肅宗即召高適計議,適分析形勢,認爲永王必敗,深受肅宗嘉獎,就任他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從三品),淮南節度使,使討永王璘。高適一躍而爲雄藩重鎮的封疆大吏,成爲開元、天寶時期詩人中最顯達的人物。胡震亨曾評論説:“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杜)甫善房琯,適獨與琯左(謂反對房琯諸王分鎮事);(李)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爲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唐音癸籤》卷二五)這三位詩人的仕途顯蹇,確與對這次重大政治變動的態度有關,胡氏之説是有道理的。

    次年,永王敗死。大宦官李輔國惡適敢言,在肅宗前進讒,降官爲太子少詹事,出爲彭州(今四川彭縣)刺史,寫了自叙生平經歷的名作《酬裴員外以詩代書》。遷蜀州(今四川崇慶縣),代宗初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未幾,召爲刑部侍郎,轉左散騎常侍,卒,謚忠。

    高適的創作,以邊塞詩成就爲最高。

    他第一次出塞,北上薊門,親身體驗了邊塞士兵的生活,寫下了《薊門行》五首。在詩中,他對“士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的不平等待遇感到憤慨,并給予深切的同情。他説:“關亭試一望,吾欲涕沾臆。”對“胡騎雖憑陵,漠兵不顧身”的英勇愛國、不惜獻身精神則予熱情的歌頌。而對士卒長期戍邊,夫婦離别又表示了關心:“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回?”

    開元二十六年,他創作了最傑出的代表作《燕歌行》。這首詩從序來看,與張守珪部將打敗仗有關,但其内容寫的卻不全是這次戰役,而是把他在薊門的見聞,進行更高的藝術概括,從而表現了他對戰士們的體恤和對他們英勇的愛國精神的贊美,這些都超過了歷來的同題之作。詩中描寫了戰鬥的激烈和艱苦,并以“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這樣鮮明的對比,深刻揭露了將軍和士兵苦樂懸殊的生活和唐朝軍政的腐敗黑暗。由於將帥無能,恃恩輕敵,以致陷入重圍,戰事不解,使士兵和家人遭受長期離别的痛苦。“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兩句,熱情歌頌了戰士們爲國獻身的愛國精神。由於征戰辛苦,所以希望有李牧那樣的將軍來克敵制勝,保境安邊:“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此詩用具體的描寫把塞外大漠的荒涼環境、劇烈悲壯的戰鬥氣氛、戰士在戰争過程中的内心活動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雄渾深厚、悲壯淋漓的藝術風格。全詩四句一轉韻,多用對偶句和律句,詩的音律隨着内容的轉變而轉變,使音節的抑揚頓挫與詩的意境獲得和諧的統一。

    由於詩人自己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所以他對保衞邊疆的愛國將領作了熱情的歌頌。如《送渾將軍出塞》中對渾將軍的刻畫是很出色的。在敵人入侵,“昨日邊庭羽書至”的時候,渾將軍即慷慨出征。“城頭畫角三四聲,匣裏寶刀晝夜鳴”二句不沾渾將軍本身,卻正襯托出將軍忠勇爲國、心情異常激動的精神面貌。“黄雲白草”的塞外風光,與“擊劍酣歌”的昂揚精神,進一步突出了一個不畏艱苦、爲國忘身、心情樂觀的愛國將領形象。通篇嚴整而飛動,魄力雄毅,風骨遒勁,與《燕歌行》同樣表現了高適七古的藝術特徵。

    對於收復失地,高適同樣是興奮鼓舞的。天寶十二載五月,哥舒翰收復久已淪陷的九曲黄河,他寫了豪壯而充滿喜悅心情的《九曲詞》,其第一、第三首云:

    萬騎争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繡騏驎。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

    鐵騎横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祗今將飲馬,黄河不用更防秋。

    在這裏也表現了他希望鞏固邊疆,獲致太平的願望。

    其次,是反映時事的詩歌。其内容主要是對唐玄宗晚年昏聵的諷刺和對安史之亂的痛恨。例如唐玄宗晚年寵信安禄山、而安禄山卻是一個詭詐反側、屢次挑起邊釁、以所謂“邊功”來市寵的家伙。高適在送兵到清夷時,就體察到他以邊兵爲個人市寵的犧牲品,在《答侯少府》詩中就指出“邊兵若芻狗,戰骨成塵埃”的可悲事實。而玄宗卻對他越來越寵信,連年加官進爵,高適在《薊中作》(亦作《送兵還作》)中用比較含蓄的語句説:“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對玄宗的昏聵濫賞進行了諷刺。

    到天寶十載,安禄山居然“出入宫掖不禁”,“頗有醜聲聞於外”,而玄宗竟聽之任之。高適爲此寫了借古諷今的《辟陽城》詩。詩中借審食其與吕后私通事來影射安禄山與楊貴妃的曖昧關係。這類直指最高統治者、揭發其宫闈醜事、寓意深刻的諷刺詩,在當時是罕見的。

    對安史之亂,高適的態度是鮮明的。他在《酬河南節度使賀蘭大夫見贈之作》中寫道:“河華屯妖氣,伊瀍有戰聲。”他撫劍悲歌,心存戡難,還致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解睢陽之圍。及九節度使兵潰於鄴城(在今河南安陽),他目睹國家殘破,人民遭到殺害的慘狀,寫了《酬裴員外以詩代書》一詩,詩中有四句説:“縱横荆棘叢,但見瓦礫堆。行人無血色,戰骨多青苔。”反映了中原經過這一番殺戮洗劫之後,一片破瓦頹垣,白骨縱横,人民流離的悲慘景象。關於鄴城戰役所造成的浩劫,祇有在高適這首詩中得到具體的描述,這是它的可貴之處。

    再次,他深入地反映了農民疾苦。由於高適長期貧困,有“兔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常苦”的親身感受,所以他能够關懷民生疾苦。屬於這類的詩作有《東平路中遇大水》、《自淇涉黄河途中作》等。前者用白描手法寫出了農村遭受水災,因而“農夫無倚着,野老生殷憂”的情景;後者揭示了農民在旱災和重税剥削下的貧困和農村凋敝的生活景象:“去秋雖薄熟,今夏猶未雨。耕耘日勤勞,租税兼舃鹵。園蔬空寥落,産業不足數。”開元天寶詩人中,高適是第一個反映農民痛苦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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