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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项，《诗》之性质；后三项，《诗》之作风（法）。
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杜偏于赋，皇皇大篇，直陈其事，故有“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小蚂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个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稚。
“三百篇”好，而苦于文字障，先须打破文字障碍，才能了解其诗之美。
《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项，《诗》之性质；后三项，《诗》之作风（法）。
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杜偏于赋，皇皇大篇，直陈其事，故有“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小蚂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个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稚。
“三百篇”好，而苦于文字障，先须打破文字障碍，才能了解其诗之美。
一、概说“诗三百”
情操（personality），名词（noun）。
情操（“操”，用为名词，旧有去声之读），此中含有理智在内。“操”之谓何？便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弄得转、把得牢，圣人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操”又有一讲法，就是操练、体操之“操”，乃是有范围、有规则的活动。情操虽然说不得“发乎情止乎礼义”，也要“发而皆中节”（《中庸》）。情操完全不是纵情，“纵”是任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总之，人是要感情与理智调和。
向来哲学家忒偏理智，文学家忒重感情，很难得到调和。感情与理智调和，说虽如此说，然而若是做来，恐怕古圣先贤也不易得。吾辈格物致知所为何来？原是为的求做人的学问。学问虽可由知识中得到，却万万并非学问就是知识。学问是自己真正的受用，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做人处世的学问也就是感情与理智的调和。
“诗三百篇”含义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要了解《诗》，便不得不理会“情操”二字。《诗》者，就是最好的情操。也无怪吾国之诗教是温柔敦厚，无论在“情操”二字消极方面的意义（操守），或积极方面的意义（操练），皆与此相合。所谓学问，浅言之，不会则学，不知则问。有学问的人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见解、有气度的人。梁任公说英文gentleman不易译，若“士君子”则庶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孔子不轻易许人为君子：
君子哉若人！（《论语·宪问》）
君子哉蘧伯玉！（《论语·卫灵公》）
君子之才实在难得。“士君子”乃是完美而无瑕疵的，吾人虽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悬此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则人高于动物者也。人对于此“境界”有所谓不满，孔夫子尚且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此虽不是腾云驾雾的仙、了脱生死的禅，而远亲不如近邻，乃是真真正正的人，此正是平凡的伟大，然而正于吾人有益。五十学《易》，韦编三绝，至此正是细上加细，而止于“无大过”。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
（《论语·泰伯》）
读此真可知戒矣。然而过分的谦虚与过分的骄傲同一的讨厌。而夫子三谦亦令人佩服，五十学《易》，可知夫子尚不满足其境界。所有古圣先贤未有不如此者。古亚历山大（Alexander）征服世界，至一荒野，四无人烟，坐一高山上曰：“噫吁！何世界之如是小，而不足以令我征服也！”但此非贪，而是要好，人所以有进益在此，所以为万物之灵亦在此。
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温柔敦厚（诗教），是“发而皆中节”。释迦牟尼说现实、现世、现时是虚空的，但儒家则是求为现实、现世、现时的起码的人。表现这种温柔敦厚的、平凡的、伟大的诗，就是“三百篇”。而其后者，多才气发皇，而所作较过，若曹氏父子、鲍明远、李、杜、苏、黄；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乐天之流。乐天虽欲求温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为人不及处。吾国诗人中之最伟大者惟一陶渊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温柔敦厚”。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轻蔑。犹如禅宗故事所云：诸弟子将行，请大师一言，师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弟子大失所望，师曰：“三岁小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吾人之好高骛远、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维护，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则，小则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如王安石之行新法，宋室遂亡也矣。
走“发皇”一路往往过火，但有天才只写出华丽的诗来是不难的，而走平凡之路写温柔敦厚的诗是难乎其难了，往往不能免俗。有才气、有功力写华丽的诗不难，要写温柔敦厚的诗便难了。一个大才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举千钧的人蜕然弱不胜衣，这是怎么？才气发皇是利用文字————书，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这种条件的是诗；否则，虽格律形式无差，但算不了诗。“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碍，而不能使吾人易于了解。惟陶诗较可。“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正而不美。宗教家与道家以为，吾人之感情如盗贼，如蛇虫；古圣先贤都不如此想，不过以为感情如野马，必须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先哲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情与欲固有关，人所不能否认。
以上所述是广义的诗。
今所讲“诗三百篇”向称为“经”，“五四”以后人多不然。“经”者，常也，不变也，近于“真理”之意，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老杜写“天宝之乱”称“诗史”，但读其诗吾人生乱世固感动，而若生太平之世所感则不亲切。俄国文豪高尔基（Gorky）写饥饿写得最好，盖彼在流浪生活中，确有饥饿之经验也。常人写饿不过到饥肠雷鸣而已，高尔基说饿得猫爪把抓肠内，此乃真实、亲切的感觉，非境外人可办，更是占空间、占时间的，故与后来人相隔膜。这就是变，就不能永久。“三百篇”则不然，“经”之一字，固亦不必反对。
今所言《诗》三百篇不过道其总数，此乃最合宜之名词。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此最扼要之言。此所谓“无邪”与宋代理学家所说之“无邪”、“正”不同。宋儒所言是出乎人情的，干巴巴的。古言：“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杨恽《报孙会宗书》）“不能止”就是正吗？未必是，也未必不是。道学家自命传圣贤之道，其实完全不了解圣贤之道，完全是干巴巴、死板板地谈“性”、谈“天”。所以说“无邪”是“正”，不如说是“直”，未有直而不诚者，直也就是诚。（直、真、诚，双声。）《易传》云：
修辞立其诚。（《文言》）
以此讲“思无邪”三字最切当。诚，虽不正，亦可感人。“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此极其不正矣，而不能说它不是诗。何则？诚也。“打油诗”，人虽极卑视之，但也要加以“诗”之名，盖诚也，虽则性有不正。夫子曰诗三百“思无邪”，为其诚也。
释迦牟尼说法之时，尝曰：
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金刚经》）
“如”，真如之意，较“真”（truth）更为玄妙。其弟子抛弃身家爱欲往之学道，固已相信矣，何必又如此说，真是大慈大悲，真是苦口婆心。这里可用释迦之“真语”、“实语”、“如语”、“不诳语”、“不异语”说诗之“诚”、“思无邪”之“无所不包，无所不举”，包罗万象。释迦又说：
中间永无诸委曲相。（《楞严经》）
此八字一气说来，就是“真”。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如诗人作诗，由“志”到作出“诗”，中间就是老杜所谓“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
第一，志————“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
第二，中间————“意匠惨淡经营中”（声音、形象、格律要求其最合宜的）；
第三，诗篇————“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五代刘昭禹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著一字如屠沽（市井）不得。”（计有功《唐诗纪事》）岂止五言？凡诗皆如此。诗里能换一个字便是不完美的诗。一字，绝对，真如，是一非二，何况三、四？
惨淡经营之结果，第一义就是无委曲相。好诗所写皆是第一义，与哲学之真理、宗教之经约文字的最高境界同。
读诗也要“思无邪”，也要“无委曲相”。
孔子对于诗的论法，归纳起来又称为“孔门诗法”。法，道也，不是指狭义的方法、法律之法，若平仄、叶韵之类，此乃指广义的法。“无事无非法”，生活中举止、思想、语言无在而非法。
违了夫子“思无邪”，便非法。
然而何以又说诗无所谓是非善恶？常所谓是非善恶究竟是否真的是非善恶？以世俗的是非善恶讲来，只是传统习惯（世法、世谛）的是非善恶，而非真的是非善恶。
“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是直，事虽邪而思无邪。在世法上讲，不能承认；在诗法上讲，可以承认。诗中的是非善恶与寻常的是非善恶不同。
鲁迅先生说一军阀下野后居于租界莳花饮酒且学赋诗，颇下得一番功夫，模仿渊明文字、句法。而鲁迅先生批曰：我觉得“不像”。盖此是言不由衷，便是伪，是不真，是邪。以此而论，其诗绝不如“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二句也。村中小酒肆中有对联曰：
进门来三杯醉也
起身去一步歪邪
此虽不佳而颇有诗意，盖纪实也。又有一联曰：
刘伶问道何处好
李白答曰此地佳
此亦乡村小酒肆对联，还不如前者。下野军阀的仿陶渊明诗还不如村中酒肆对联这个味。故说诗的是非善恶不是世俗的是非善恶。
“文学”与“哲学”与“道”的最高境界是一个。所谓“诗法”，就是佛法的“法”，是“道”。静安先生曰：“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人间词话》）
“诗三百篇”既称“经”，就是不祧之祖，而降至楚辞、赋、诗、词、曲则益卑矣。然而以诗法论，便童谣、山歌亦可以与“经”并立。其实“诗三百篇”原亦古代之童谣、山歌也。《金刚经》云：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只要“思无邪”就是“法”。佛法平等不是自由平等的平等，佛说之法皆是平等。佛先说小乘，后说大乘，由空说无，说有见空。天才低者使之信，天才高者使之解，无论如何说法，皆是平等。
或谓佛虽说有大乘、小乘，其实佛说皆是大乘，皆可以是而成佛。“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最低之小乘，然而也能成佛。故佛说“大开方便之门”，门无大小，而入门则平等也，与静安先生所谓“不以是而分优劣”一也。
今所言诗，只要是诗就是法。
孔夫子对于《诗》，有“思无邪”之总论，尚有分论。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论语·阳货》）
这是总论中之分论，前所说是总论中之总论。
说得真好。无怪夫子说“学文”，真是学文。忠厚老实、温厚和平、仁慈、忠孝、诚实，溢于言表。这真是好文章。每一国的文字有其特殊之长处，吾人说话、作文能够表现出来便是大诗人。中国方字单音，少弹性，而一部《论语》音调仰抑低昂，弹性极大，平和婉转之极。夫子真不可及，孟子不能。
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此本难分优劣。汉经秦焚书之后，书籍散乱亟待整理；及宋代书籍大半整理就绪，而改重义理，亦自然之趋势也。今讲《诗经》，在文字上要打破文字障，故重义理而兼及训诂，虽仍汉宋之学而皆有不同。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读此段文章，“可以”两字不可草草看过。
兴：感发志气[1]。起、立，见外物而有触。
生机畅旺之人最好。何以生机畅旺就是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读之如旱苗遇雨，真可以兴也。
观：考察得失。（得失不能要，算盘不可太清，这非诗。）
不论飞、潜、动、植，世界上一切事皆要观，不观便不能写诗。“《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中庸》）察犹观也，观犹察也。鸢代表在上一切，鱼代表在下一切，言此而不止于此，因小而大，由浅入深，皆是象征，此二句是极大的象征。“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举其一必得知其二。诗中描写多举其一部以括之。
群：朱注：“群，和而不流。”今所谓调和、和谐，即“无入而不自得”（《中庸》）。
人当高兴之时，对于向所不喜之人、之物皆能和谐。“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与鸟兽心理、兴趣不同，是抵触，是不调和，如何能同群？以此言之，屈子“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夫》），人、事、物皆看不中，生活只是苦恼，反是自杀为愈也。贾谊虽未自杀，但其夭折亦等于慢性的自杀。
“诗可以群”，何也？诗要诚，一部《中庸》所讲的就是一个“诚”，凡忠、恕、仁、义，皆发自诚。所谓“和而不流”，“流”，无思想、无见解，顺流而下。
怨：朱注：“怨，怨而不怒。”其实也不然，《诗》中亦有怒：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
望文生义，添字注经，最为危险。最好以经讲经，以《论语》注《论语》。此二句，恨极之言，何尝不怒？惟“不迁怒”（《论语·雍也》）也。
夫子承认怒，惟不许“迁怒”；许人怒，但要得其直。此世法与出世法之不同也。
基督：“人家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圣经》）
释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节节肢解，不生嗔恨。”（《金刚经》）
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基督“要爱你的仇人”，释迦“一视同仁”，都是出世法，孔子是最高的世法。西谚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孔子不曰“以怨报怨”，报有报答、报复之意。“以直报怨”是要得其平；“以牙还牙”，不是直。在基督、释迦不承认“怨”；夫子却不曾抹杀，承认“怒”与“哀”，怒与哀而怨生矣，而“怨”都是直。
“怒”、“怨”，在乎诚、在乎忠、在乎恕、在乎仁、在乎义，当然可以怒，可以怨。
《论语》之用字最好，“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沉重、深厚、慈爱。读此段文章，“可以”二字不可草草放过。
夫子之文，字面音调上同其美，而不专重此。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此是小我，但要扩而充之————“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释迦不许人有我相。）“事父”、“事君”，代表一切向外之事，如交友、处世，喂猫、饲狗，皆在其中。事父、事君无不适得其宜。我本乎诚，本乎忠、恕、仁、义，则为人、处世皆无不可。（切不可死于句下。）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朱子注：“其绪馀，又足以资多识。”（《论语集注》）夫子所讲是身心性命之学，是道，是哲学思想（philosophy）。“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何谓也？要者，“识”、“名”两个字，识其名则感觉亲切，能识其名则对于天地万物特别有忠、恕、仁、义之感，如此才有慈悲、有爱，才可以成为诗人。
民，吾胞也；物，吾与也。（张载《西铭》）
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
仁者，爱人。[2]（《论语·颜渊》）
孔子举出“仁”，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乃为人之道也。民，我胞也；物，我与也，扩而充之，至于四海。仁，止于人而已，何必爱物？否！否！佛家戒杀生不得食肉，恐“断大慈悲种子”。必需时时“长养”此“仁”，不得加以任何摧残，勿以细小而忽之。凡在己为“患得”、在他为“不恕”者，皆成大害，切莫长养恶习，习与性成，摧残善根。
孔子门下贤人七十有二，独许颜渊“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佛：慈悲；耶：爱；儒：仁。）此是何等功夫？夫子“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卫灵公》），念兹在兹。
为什么学道的人看不起治学的人，治学的人看不起作诗的人？盖诗人见鸡说鸡，见狗说狗，不似学道、治学之专注一心；但治学时时可以放下，又不若学道者。
道————圆，是全体，大无不包，细无不举；
学————线，有系统，由浅入深，由低及高；
诗————点，散乱、零碎。
作诗，人或讥为玩物丧志，其实最高。前念既灭，后念往生；后念既生，前念已灭。吾人要念念相续。言语行动，行住坐卧，要不分前念、后念而念念相续，方能与诗有分。这与学道、治学仍是一样，也犹同“三月不违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意也在此，为的是念念相续，为的是长养慈悲种子。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王摩诘《谒璿上人》）年长则精力不足，寿命有限，去日苦多，任重道远，颇颇不易。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识道何易？
诗便是道。试看夫子说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岂非说的是为人之道？夫子看诗看得非常重大：重，含意甚深；大，包括甚广。
《论语·季氏》载：
（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夫子两句话，读来又严肃、又仁慈、又恳切。“不学诗，无以言”，“无以”是感。
学，人生吸收最重要在“眼”。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Epomehk）四岁失目，他的诗代表北方沉思玄想，读了总觉得是瞎子说话。发挥方面最主要在“言”。言，无“义”不成，辞“气”不同。常谓作诗要有韵，即有不尽之言。夫子说话也有韵。《世说新语》中之人物真有韵，颇有了不得的出色人物，王、谢家中诗人不少。
孔子论诗还有：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
以上，孔门诗法总论之部。
在宗教上信与解并行，且信重于解，只要信虽不解亦能入道，若解而不信则不可。释迦弟子阿难知识最多，而迦叶先之得道。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迦叶传其法，迦叶死后方传阿难。而儒家与宗教不同，只重解而不在信；且宗教是远离政治，而儒家中则有其政治哲学。《大学》所谓“正心”、“诚意”、“修身”，宗教终止于此而已，是“在我”，是“内”；儒家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人”，是“外”。宗教家做到前三项便算功行圆满；而儒家则是以前三项为根本，扩而充之，恢而广之，以求有益于政治，完全是世法，非出世法。
“齐家”是正心、诚意、修身的“实验”，是治国、平天下的“试验”。
夫子要人从自我的修养恢而广之，以见于政治。吾人向以为诗人不必是政治家，爱诗者不见得喜好政治，何以夫子说通了诗三百，授之以政便达，何以见得？夫子说诳语么？否。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岂能打诳语？鲁迅先生译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鹤见祐辅思想清楚，文笔亦生动，鲁迅先生译书虽非生动，也还可读），书中说第一次欧战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是十足的书呆子。美国总统先必为纽约州长，威尔逊为法学士，做波士顿大学校长，一跃而为纽约州长，再跃而为美国大总统。彼乃文人，又是诗人，又是书呆子，鹤见祐辅最赞仰之。一个纯粹的政客太重实际，而文人成为政治家，彼有彼之理想，可以将政治改良提高，使国家成为更文明的国家，国民成为更有文化的国民。在近代，威尔逊实是美国总统史中最光明、最正大、最儒者气象的一位。在大战和约中，别人以为威尔逊的最大失败盖英、法二国的两滑头，只顾己方利益，不顾世界和平，是以威尔逊被骗了。然而，此正见其光荣也。威尔逊说：“美国有什么问题，何必与他商量、与你商量，我只以美国人的身份平心想该怎样办就怎样办。”骤听似乎太武断、太主观，但试察历史政治舞台上的人，谁肯以国民的资格想想事当如何办？果然，也不至于横征暴敛，不顾百姓死活了。
说起威尔逊，真是诗人、是文人、是书呆子，可也是理想的政治家————此即是夫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亦奚以为”了。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释之曰：“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说白便白，说黑便黑，那简直是人格的破碎。然而“一以贯之”绝非容易也。只有老夫子说得起这句话。什么（何）是一？怎么样（何以）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卫灵公》）。我就想我是一个美国人，应当怎么去施，怎么样受。威尔逊说得实在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
以上三段，为夫子在《论语》中对于诗之某节某句之见解。
夫子说“诗可以兴”，又说“兴于诗”，特别注重“兴”字。夫子所谓诗绝非死于句下的，而是活的，对于含义并不抹杀，却也不是到含义为止。吾人读诗只解字面固然不可，而要千载之下的人能体会千载而上之人的诗心。然而这也还不够，必须要从此中有生发。天下万事如果没有生发早已经灭亡。前说“因缘”二字，种子是因，借扶助而发生，这就是生发，就是兴。吾人读了古人的诗，仅能了解古人的诗心又管什么事？必须有生发，才得发挥而光大之。《镜花缘》中打一个强盗，说要打得你冒出忠恕来。禅宗大师说：从你自己胸襟中流出，遮天盖地。前之“冒”字，后之“流”字，皆是夫子所谓“兴”的意思。可以说吾人的心帮助古人的作品有所生发，也可以说古人的作品帮助吾人的心有所生发。这就是互为因缘。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与“贫而乐，富而好礼”，其区别如何？前者犹如自我的羁勒，不使自己逾出范围之外，这只是苦而不乐。（夫子在《论语》中则常常说到乐。）在羁勒中既不可懈弛，又经不起诱惑。“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三章）；反之，既见可欲，其心必乱，这便谈不到为学，这是丧失了自我。然而后者“贫而乐，富而好礼”却是“自然成就”。夫子之“乐”、之“好”较之子贡两个“无”字如何？多么有次第，绝不似子贡说得那么勉强、不自然。这简直就是诗。放翁说“文辞终与道相妨”（《遣兴》），不然也。
子贡由此而想到诗，又由诗想到此，所谓互为因缘也。牙虽白、玉虽润，然经琢磨之后牙益显白、玉益显润。（犹如苍蝇触窗纸而不得出，虽知光道之所在，尚隔一层窗纸。夫子之言犹如戳出窗纸振翼而出，立见光明矣。）夫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便是生发，便是兴。
不了解古人是辜负古人，只了解古人是辜负自己，必要在了解之后还有一番生发。
首一段子贡与夫子的对话由他事兴而至于诗，次一段子夏与夫子的对话由诗兴而至于他事。
夫子所言“绘事后素”，《礼记》所谓“白受采”（《礼器》）也。本质洁，由人力才能至于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巧笑”、“美目”、“素”皆是素；“倩”、“盼”、“绚”是后天的，是“绘”；“礼后乎”，诚然哉！夫子所谓“起予者商也”之“起”者，犹兴也。如此“始可与言诗”，此之谓诗也。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此中亦颇有至理存焉。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虽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对于相同之外物之接触，个人所感受者有异。越是好诗，越是包罗万象。“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必此诗————必然。唐诗之所以高于宋诗，便因为唐诗常常是无意的————意无穷————非必然的。
伟大之作品包罗万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见深，浅者见浅。鲁迅先生文章虽好而人有极不喜之者，是犹未到此地步。虽然，无损乎先生文章之价值也。正如中国之京戏，“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狄楚青《燕京庚子俚词》其七）。（近代梨园只有谭叫天算得了不起的人物。）
唐诗与宋诗，宋诗意深（是有限度的）————有尽；唐诗无意————意无穷，所以唐诗易解而难讲，宋诗虽难解却比较容易讲；犹之平面虽大亦易于观看，圆体虽小必上下反复始见全面也。
子贡之所谓“切”、“磋”、“琢”、“磨”，不仅指玉石之切、磋、琢、磨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又何关乎礼义、绘事也？虽然，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一见圆之彼面，一见圆之此面，各是其所是而皆是。花月山水，人见之而有感，此花月山水之伟大也。各人所得非本来之花月山水，而各自为各自胸中之花月山水，皆非而亦皆是。禅家譬喻谓“盲人摸象”（《义足经》），触象脚者说象似蒲扇，触象腿者说象似圆柱，触象尾者说象似扫帚。如说彼俱不是，不如说彼皆是，盖各得其一体，并未离去也。
吾人谈诗亦正如此，各见其所见，各是其所是，所谓“诗无达诂”也。要想窥见全圆、摸得全象，正非容易。是故，见其一体即为得矣，不必说一定是什么。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对方之无能或不诚，致使吾人不敢相信。然而自己看事不清、见理不明，反而疑人，也可说多疑生于糊涂。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气是最不可靠的，气是什么？
孔夫子之言颠扑不破，孟夫子说话往往有疵隙。
以上两小段文字乃孟子之说诗，余试解之。
“文”：
第一，篇章、成章。（文者，章也；章者，文也。《说文》中彣、彰互训。）
第二，文采。即以《离骚》为例，其洋洋大观、奇情壮采是曰文采。
“辞”：
辞、词通，意内而言外。楚辞中《离骚》最好亦最难解，对于它的洋洋大观、奇情壮采，令人蛊惑。“蛊惑”二字不好，charming（charm，n；charming，adj）好。《红楼梦》中说谁是怪“得人意儿”的，倒有点相近。“得人意儿”似乎言失于浅，“蛊惑”却又求之过深。
文章有charming，往往容易爱而不知其恶。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大学》八章）；又俗语曰“情人眼里出西施”，此之谓也。西人也说两性之爱是盲目的，love is blind。其实，一切的爱皆是盲目的，到打破一切的爱，真的智慧才能出现。即如读《离骚》，一被其洋洋大观、奇情壮采所蛊惑，发生了爱，便无暇详及其辞矣。
欣赏其文之charm，须快读，可以用感情。欲详其辞意须细读，研究其组织与写法必定要立住脚跟观察。观与体认、体会有关。既曰观，就必须立定脚跟用理智观察。
“不以辞害志”，志者，作者之志；“诗言志”，志者，心之所指也。后来之人不但读者以辞害志，作者也往往以辞害志，以致有句而无篇，有辞而无义。
“以意逆志”，逆，迎也，溯也，追也，千载之下的读者要去追求千载之上的作者之志。
孟子把诗看成了“必然”。
章实斋《文史通义》诗教篇（章氏对史学颇有见解，文学则差），以为我国诸子出于诗，尤其以纵横家为然。此说余以为不然。纵横家不能说“思无邪”，只可说是诗之末流，绝非诗教正统（夫子所谓“言”，所谓“专对”）。
马浮（一浮先生）亦常论诗，甚高明。马一浮先生佛经功夫甚深，而仍是儒家思想，其在四川办一学院讲学，所讲纯是诗教（余所讲近诗义）：
“仁”是心之全德，（易言之，亦曰德之总相。）即此实理之显现于发动处者，此理若隐，便同于木石。如人患痿痺，医家谓之不仁。人至不识痛痒，毫无感觉，直如死人。故圣人始教以《诗》为先，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诗人感物起兴，言在此而意在彼。故贵乎神解，其味无穷。圣人说诗，皆是引申触类，活也。其言之感人深者，固莫非诗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仁之功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
（《复性书院讲录·〈论语〉大义一·诗教》）
鲁迅先生说，说话时没的说，只是没说时不曾想。见理不明，故说话不清；发心不诚，故感人不动。
夫子说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七项，不是并列的，而是相生的。再进一步，也可以说并列而相生，相生而并列。人只要“兴”，就可以“群”、“怨”、“事父”、“事君”、“识草木鸟兽之名”；若是不“兴”，便是“哀莫大于心死”（《庄子·田子方》）。只要不心死就要兴，凡起住饮食无非兴也。吾人观乞者啼饥号寒，不禁惕然有动，此兴也，诗也，人之思无邪也。若转念他自他、我自我，彼之饥寒何与我？这便是思之邪，是心死矣。佛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楞严经》）学佛、学道，动辄曰我心如槁木死灰，岂非心死邪？岂不是断灭相？佛说：“于法不说断灭相。”（《金刚经》）
马先生之说，除“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仁之功也”一句欠通，其馀皆合理。文虽非甚佳，说理文亦只好如此，说理文太美反而往往使人难得其真义所在，如陆士衡《文赋》、刘彦和《文心雕龙》，因文章之煊赫反而忘其义之所在。
言字者，言语之精；言语者，文字之粗。平常是如此，但言语之功效并不减于文字。盖言语是有音色的，而文字则无之。禅家说法动曰亲见，故阿难讲经首曰“如是我闻”，是既负责又恳切。言语有音波，亦所以传音色，古诗无不入于歌，故诗是有音的。《汉志》记始皇焚书而《诗》传于后，盖人民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马先生故曰“必假言说”，而不说文字也。言语者，有生命的文字；文字者，是雅的语言。马先生说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章实斋先生所说纵横家者流，乃诗之流弊。
诗是引人向上的，故一民族之强弱盛衰可自文学中看出。英国之伟大不在属地遍全球，而在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之多，其衰老亦不自此次大战看出，自其文学已看出，维多利亚而后便无大诗人出现。而中国民族之所以堕落，便因其诗堕落腐烂。“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题鹤林寺僧舍》）诗是唐人味，但我们不该欣赏这种诗；这种境界可以有，但我们不配过这种生活。如领袖人物一天忙于国家之事，要说两句这样诗还可以。我们常人已经太闲了，再闲更成软体了。
中国有所谓“诗教”，然余之意，不在诗教，而在诗义。（其实古所谓“教”即含有“义”，天地间必含有诗义。）吟风弄月、发愤使情皆非诗义，诗是使人向上的、向前的、光明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皆此意，但皆不及《礼运》之大。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力量究竟有多么大，便因没试过。没力可卖了，算了。力，有一分力便要尽一分力，不必问为谁。一切诗人皆是如此。写诗不必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白乐天发俗，自己将自己诗写成若干乃藏于各庙。诗人该是无所为而为，这便是“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只要将我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便完了，不必为己，甚至不必为人。只要把我自己力量发挥了，理想实现了，不必为己。若明白此道理，虽作不出一句合平仄的诗，但行住坐卧无时不是诗。否则，即使每日为诗，也仍不是诗人，似诗人，似即似，是则非是。今日所说是第一义，大上乘。
东坡有对曰：“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诗经》又有“四始”之说，其说始自司马迁。
“四始”：《关雎》，风之始；
《鹿鸣》，小雅之始；
《文王》，大雅之始；
《清庙》，颂之始。
司马氏《史记》是诗，而司马氏对《诗》之功夫并不深。马主孔子删诗，班氏则否。“四始”之如此排列，不知当初编辑《诗经》之人是否其先后次序含有等级之意？余以为虽然似乎有意，亦似无意，实在有意、无意之间。
《诗经》又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六义：风、雅、颂（以体分）
赋、比、兴（以作法分，颂中多赋，比、兴最少）
先看风、雅、颂。
何为风？《诗序》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冲这，就不是子夏的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此虽非至理而是事实。至于风，即是风，风土之风。家有家风，校有校风。国风代表一国民风，故谓之风。“《关雎》，后妃之德。”冲这，毛氏就该杀。原为民间歌谣，何有风化、风（讽）刺之说？
雅，正。或谓雅是贵族的。（门阀、门第，又为知识阶级。）太炎先生之意不然，曰：雅、疋、乌通，故雅训乌。李斯《谏逐客书》及杨恽《报孙会宗书》皆言及“秦声乌乌”。周之镐京，今之长安，秦之咸阳，故正即秦声，谓镐京左右之歌也。聊备一格。（如二达子吃螺蛳……）大小雅之分别，即如“大”、“小”二字之分。大雅贵族气，较深。
颂，功德。祭祀歌颂鬼神功德，故颂与鬼神有关。梁任公说：颂、容古通。皆从公。容，形、貌，舞。风、雅，歌诗；颂，舞诗。歌诗咏其声，舞诗欢其容。
总而言之：风，大体是民间文学，亦有居官者之作；雅，贵族文学；颂，庙堂文学。以有生气、动人而言，风居首，雅次之，颂又次之。以典雅肃穆论，颂居首，雅次之，风又次之。
再说赋、比、兴。
赋，第一，铺、陈、张；第二，敷、布（布，犹铺也）。直陈其事谓之赋。铺张与夸大又有不同。“周馀黎民，靡有孑遗”（《诗经·大雅·云汉》），此是夸大，不是铺张。汉赋《二京》《羽猎》，铺张。
比，朱子曰：“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朱子以凡物、事（诗旨）之有相类者谓之比。“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诗经·周南·螽斯》），朱注：“比也。”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正比；“相鼠有皮，人而无仪”（《诗经·鄘风·相鼠》），反比。
兴，郑康成说：“兴者，托事于物。”如郑氏所言，是比而非兴。前人讲赋、比、兴，往往将“兴”讲成“比”，毛、郑俱犯此病。毛、郑传诗虽说赋、比、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盖汉儒师说即于比、赋二者亦别之不清。）有的人自己有思想而不能研究别人学说，结果是武断；又有人能研究古人学说而自己无主见，结果是盲从。（胆小是好，如作文细。然有时胆小使人不敢说话。）刘彦和既不武断又不盲从，然其说比、兴亦不甚明白：“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文心雕龙·比兴》）情是自己诗心，起情，引起自己诗心。唐孔颖达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毛诗正义》）朱熹则说：“兴者，托物兴辞。”“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后。”（《诗集传》）事，诗；声，也是诗，而何以一谓之事，一谓之声？事是本文，声非本文。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所见所闻，是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事，前后无连贯，以声引其事。（《桃夭》《相鼠》则前后文有关，是比。）
《关雎》一首，毛传曰：“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雎鸠，王雎，“王”，盖有大意；“挚”，郑笺训“至”。“挚”，诚也，厚也。鸟类雌雄多挚，不独雎鸠。夫妇有别，相敬如宾。夫妇不忠不相亲患不相敬。人有后天修养，当易做到。鸟则不然。有别，是别人教的，还是自己修养的？何谓“有别”？何谓“无别”？汉儒就不明白孔子“《关雎》乐而不淫”（《论语·八佾》）的一句话。若依毛诗之说，则此诗乃比而非兴矣。推其意，盖文中所谓譬喻曰比，其用于开端者曰兴。
兴绝不是比。“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清平调三首》），诗人的联想，比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诗说“兴也”，后来都讲成兴了，实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绝无关系。
兴是无意，比是有意，不一样。既曰无意，则兴与下二句无联络（然此所谓“无联络”，是意义上无关），既无联络何以写在一起？此乃以兴为引子，引起下两句，犹如语录说“话头”（禅家说“话头”，指有名的话，近似proof），借此引出一段话来。然“兴”虽近似introductory、引子、话头，但introductory尚与下面有联络，“兴”则不当有联络。（宋代的平话如《五代史平话》，往往在一段开端有一片话头与后来无关，这极近乎“兴”。元曲中有“楔子”，金圣叹说“以物出物”。）此种作法最古为《诗》，《诗经》而后即不复见，但未灭亡，在儿歌童谣中至今尚保存此种形式（在外国似乎没有）：
小白鸡上柴火垛，没娘的孩子怎么过。（兴也）
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
兴是无意，说不上好坏，不过是为凑韵，不使下面的话太突然。
《中庸》有言：
《诗》曰：“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也。（卅三章）
褧（褧、通用）是一种轻纱，锦自内可以透出。中国所以尚珠玉而不喜钻石也，皆是“衣锦尚褧”。所谓谦恭、客气、面子，皆由此之流弊。客气，不好意思，岂非不是“思无邪”了吗？不然，人生就是矛盾的，在矛盾中产生了谦恭、客气、面子、不好意思，而有“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的情形。兴就好比锦外之褧。又庄子曰：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庄子·外物》）
正好是兴：筌非鱼，筌所以得鱼，得鱼而忘筌。
兴，妙不可言也。
夫子说“诗可以兴”，以兴诗外之物。今余讲“兴”亦说“兴者，起也”，此起诗之本身也。夫子说的“兴”是功用，今所说“兴”是作法。
兴，独以“三百篇”最多。后来之诗只有赋、比而无兴，即《离骚》、“十九首”皆几乎无兴矣。
总而言之：直陈其事，赋也；能近取譬，比也（比喻）；挹彼注兹，兴也。（“注”字用得不好。）
《诗》之由来：
《礼记·王制》：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郑氏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郑氏注恐怕不对。陈者，列也，呈也。《汉书·食货志》云：
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
古之诗不但是看的，而且是听的。“师”，有乐官的意思。如，晋师旷，瞽者，乐官，即称师。又如，鲁大师挚，大师，乐官首领，故称大师。“行人”，亦官名。
《周礼·春官·宗伯》：
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胡适之先主张实验哲学、怀疑态度、科学精神，颇推崇崔述东壁。崔氏作有《读风偶识》，其书卷二《通论十三国风》有云：“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其实这话也不能成立。采诗并非一股脑儿收起来，要选其美好有关民风者，所以只九国有风有什么关系？
果然都是大师陈诗、瞽矇掌歌诗吗？也未必然。盖天下有所谓有心人、好事者，（不是庸人自扰，反是聪明才智之士扰得厉害，也就是不安分的人。）有心人似乎较好事者为好。歌谣不必在文字，祖先传之儿孙，甲地传之乙地，故人类不灭绝，歌谣便不灭亡。虽然，但可以因时而变化，新的起来便替了旧的。有心人将此种歌谣搜集笔录之乃成为书。凡诗篇《雅歌》及“诗三百篇”，皆是也。如此较上古口授更可传之久永了。无名氏作品之流传，大抵是有心、好事之人搜集，这是他个人的嗜好，不比后世邀名利之徒。此种有心人、好事者与社会之变化颇有关系，这样人生才有意义，才不是死水。谚语曰：“流水不腐。”此话甚好。人生是要有活动的，虽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未必现在就比古代文明。
孔子删诗：
此说在史书记载中寻不出确实的证据来。首记删诗者是《史记》，《汉志》虽未肯定孔子删诗，也还不脱《史记》影响。
《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汉书·艺文志》：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其下文还是受《史记》影响，还是经孔子的整理而成了三百五篇，但孔子自己没有提到，所以孔颖达说：不然，不然，孔子不曾删诗。孔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荀子、墨子亦尝言“诗三百”，不独孔夫子说“诗三百”，可知非孔子删后才称《诗》是“三百篇”。《史记》靠不住。班氏曰“纯取周诗”，而又曰“上采殷，下取鲁”，此言必有意义。或虽曰殷商，而周时尚皆流行。读《史记》可马虎，读《汉书》则不可。
《诗序》：大序、小序。
旧传是子夏所作，韩愈疑是汉儒所伪托。（有人说汉朝尊崇儒术，其损害书籍甚于秦始皇之焚书。经有今、古文之分，古文多是汉人伪造，以伪乱真，为害甚大。）
《后汉书·卫宏（敬仲）传》：
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试看《诗序》之穿凿附会，死于句下，绝非孔门高弟子夏所为。孔门诗法重在兴，由“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说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兼士先生说不要腾空，腾空是“即此物、非此物”。苦水为之解，即禅宗所谓“即此物，离此物”。孔子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说到“绘事后素”，岂非“即此物、离此物”？适之先生说，中国从周秦诸子以后到有禅宗以前，没有一个有思想的。这话也还有道理，其中汉朝一个王充算是有思想的，也不过如是而已，不过还老实，还不太臆说。汉儒的训诂尚有其价值，不过也未免沾滞，未免死于句下。及其释经，则十九穿凿附会。
何谓“大序”、“小序”？
宋程大昌《考古编》曰：
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
又曰：
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则序文之下，毛公亦应时有训释。今惟郑氏有之，而毛无一语，故知宏序必出毛后也。
程氏此说甚明，其所谓“大序”之为何。（宋人主张大半如是。）虽说“小序”非子夏所作，却也未说定。总之，在汉以前就有，也未必一定非子夏所作。说是卫宏作也未说全是卫宏所作，不敢完全推翻《诗序》。毛诗郑笺，毛诗当西汉末王莽初年有之，卫宏说是子夏作，郑笺便也以为是子夏作，汉儒注诗者甚多，但传者只毛诗郑笺。然程氏终以为“小序”（即所谓古序）虽不出于子夏，要是汉以前之作，其意盖以《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之诗虽亡，而“小序”仍存，必古序也。以宏生诗亡之后，既未见诗，亦无由伪托其序耳。其实愈是没有诗，愈好作伪序，死无对证，说皆由我。余绝对不承认。《诗序》必是低能的汉人所作。
诗传：传，去声。
《春秋经》有左氏、公羊、穀梁三传。传（音撰）者，传（音船）也（传于后世）。传（音撰）者，说明也，经简而传繁，固然之理耳。“春秋三传”是说明其事。如《春秋经》“郑伯克段于鄢”，《传》一一释之，孰为“郑伯”，孰为“段”，为何“克”，如何于“鄢”。《诗序》则不然。《诗》非史，不能说事实，而是传其义理。至汉而后，《诗》有传。
西汉作传者，有三家，《史记·儒林列传》谓：
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婴）。
《汉书·艺文志》云：
鲁申公为《诗》训故[3]，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
“申公”，《史记》作“申培公”；“辕固”，《史记》作“辕固生”；韩生名婴，汉燕王太傅。（训诂释“字”，传释“义”。）
“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唐颜师古注：“与不得已者言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也。”“取春秋，采杂说”，《春秋》言及《诗》者甚少，疑当为《春秋左氏传》。惟《左传》谈《诗》多断章取义，不可凭信。左氏谈《诗》于原文多不可通。
班固对于《诗》定下过大功夫，汉儒说《诗》，班固较明白。班氏天才虽不及马，而对“三百篇”之功夫真深于马。马是诗人，班是学者，《史记》之了不起在“纪传”，《汉书》之所以了不起在“志”。班氏真通《诗》，《艺文志》《地理志》《食货志》诸“志”皆以《诗》解之，可见《诗》无处不在。
此一段中，要着眼在“不得已”三字，诗人作诗皆要知其有不得已者也。“不得已”，不为威胁利诱；“不得已”，是内心的需要，如饥思食，如渴思饮。必须内心有所需求，才能写出真的诗来，不论其形式是诗与否。文学作品中多有“诗”的成分，如《左传》《庄子》。声韵格律是狭义的诗；广义的诗，凡真实之作品皆是诗。了解古人诗最要是了解古人内心的需要。有时客观条件，非需要。而非内心需要则写亦不能是诗。诗人绝不写应景文字。
班固所谓“本义”与“不得已”，即孟子所言“志”，余常说之“诗心”。
有关毛传，《汉书·艺文志》云：
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可见班固并不承认毛公之学传于子夏。由“自谓”二字，可知班固下字颇有分寸，不似太史公之主观、之以文为史，虽然不是完全不顾事实，却每为行文之便歪曲了事实，固则比较慎重。
毛诗列于学官，在西汉之季。陈奂《诗毛氏传疏》云：
平帝末，得立学官，遂遭新祸。
毛诗大盛于东汉之季。《后汉书》：“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毛传郑笺）
齐、鲁、韩三家之衰亡：齐亡于汉，鲁亡于（曹）魏，韩亡于隋唐（韩诗尚传《韩诗外传》，既曰外传，当有内传，外传以事为主，不以诗为主）。自是而后，说诗者乃惟知毛诗之学。至宋，欧阳修作《诗本义》，始攻毛、郑。朱子作《诗集传》，既不信小序，亦不以毛、郑为指归也。朱子之前，无敢不遵小序者，皆累于圣门之说。
中国两千年被毛、郑弄得乌烟瘴气，到朱子才微放光明。但人每拘于“诗经”二字，便不敢越一步，讲成了死的。《诗经》本是诗的不祧之祖，既治诗不可不讲究。余读《诗》与历来经师看法不同，看是看的“诗”，不是“经”。因为以《诗》为经，所以欧、朱虽不信小序，但到《周南》打不破王化，说《关雎》打不破后妃之德，仍然不成。我们今日要完全抛开了“经”，专就“诗”来看，就是孟子说的“以意逆志”。
孔子说《诗》有不同两处说“兴”，又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汉儒之说《诗》真是孟子所谓“固哉，高叟之为诗也”（《孟子·告子下》），“固”是与“兴”正对的。孔子之所谓“兴”，汉儒直未梦见哉！孔夫子又非孟子之客观，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而是“即此物、离此物”，“即此诗、非此诗”。孔夫子既非主观又非客观，而是鸟瞰，bird’s view。因为跳出其外，才能看到此物之气象（精神）————诚于中形于外，此之谓气象。（见静安先生《人间词话》。）
某书说相随心转，的确如此。英国王尔德（Wilde）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讲，一美男子杜莲·格莱[4]（Dorian Gray）努力要保自己不老，果得驻颜术。二十馀岁时，有人为其画一像，极逼似，藏于密室。后曾杀人放火，偶至密室，见像，陡觉面貌变老，极凶恶，怒而刃像之胸，而此princely charming之美男子亦死。第二日，人见一老人刃胸而死，见其遗像始知即杜莲·格莱。
凡作精美之诗者必是小器人，narrow minded，如孟襄阳、柳子厚，诗虽精美，但是小器。要了解气象，整个的，只有鸟瞰才可。孔夫子看法真高，诗心，气象。汉儒训诂，名物愈细，气象愈远。
“三百篇”之好，因其作诗并非欲博得诗人之招牌，其作诗之用意如班氏所云之有“其本义”及“不得已”，此孔子所谓“思无邪”。后之诗人都被“风流”害尽。“风流”本当与“蕴藉”连在一起，然后人抹杀“蕴藉”，一味“风流”。
程子解释“思无邪”最好。程子云：
思无邪者，诚也。
《中庸》廿五章曰：“不诚无物。”“三百篇”最是实，后来之诗人皆不实，不实则伪。既有伪人，必有伪诗。伪者也，貌似而实非，虽调平仄、用韵而无真感情。刘彦和《文心雕龙·情采》篇曰：古来人作文是“为情而造文”，后人作文是“为文而造情”。为文而造情，岂得称之曰真实？无班氏所云之诗人之“本义”与“不得已”。所以班、刘之言不一，而其意相通。后来诗人多酬酢之作，而“三百篇”绝无此种情形。三百篇中除四五篇有作者可考外，馀皆不悉作者姓名。
古代之诗，非是写于纸上，而是唱在口里。《汉书·艺文志》曰：“讽诵不独在竹帛。”既是众口流传，所以不能一成而不变（或有改动）。上一代流传至下一代，遇有天才之诗人必多更动，愈流传至后世，其作品愈美、愈完善，此就时间而言也。并且，就地方而言，由甲地流传至乙地，亦有天才诗人之修正及更改。“诗三百篇”即是由此而成。俗语云“一人不及二人智”，后之天才诗人虽有好诗，而不足与《诗经》比者，即以此故也。（尤其是《诗经》中之《国风》，各地之风情。民谣正好是风。风者，流动，由此至彼，民间之风俗也。）以上乃是“诗三百篇”可贵之一也。
每人之诗皆具其独有之风格（个性），不相混淆。“三百篇”则不然，无个性，因其时间、空间之流传，由多人修正而成。故曰：三百篇中若谓一篇代表一人，不若谓其代表一时代、一区域、一民族，因其中每一篇可代表集团。集团者，通力合作也。
注释
[1]“志气”二字，与下文之“得失”、“而不流”诸字，原笔记均外加方框，以示强调。
[2]此表述与原文有异。《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3]故、诂，二字通。齐、鲁、韩三家，重文字训故。
[4]今多译为道林·格雷。下同。
二、说《周南》
“周南”，“南”，有二说：
一说：南，地名，南是南国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鲁说曰：‘古之周南，即今之洛阳。’又曰：‘自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也。’”马瑞辰《周南召南考》：“周、召分陕，以今陕州之陕原为断，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乃诗不系以陕东、陕西，而各系以‘南’者，‘南’盖商世诸侯之国名也。《水经·江水注》引《韩诗序》曰：‘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是韩诗以二南为国名矣。’”
二说：南，乐名。宋程大昌《考古编》以南为乐名，取证于《诗经·小雅·钟鼓》篇之“以雅以南”。
二说似不能并存，然若以南乐出于二南，则二说皆可成立，归而为一，如二黄（二簧）出二黄之间者。
（一）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三章，首章四句；后二章，章八句。毛诗以为五章，章四句，非也。
《关雎》字义：
首章：“关关雎鸠”，“关关”，一作“”，象其声也。“在河之洲”，“洲”，一作“州”，原为，后重为，上下像流水，中间像陆地，故曰“水中可居”（许慎《说文解字》）。“洲”系后来之字。（洲、燃、曝，皆后来之字，原作州、然、暴。）“关关”，是谐声，“州”字是象形。“窈窕淑女”，“窈窕”，《晋书·皇后传》注作“苗条”，此非德性之美，只是言形体之美，如“子慕予兮善窈窕”（屈原《九歌·山鬼》），非毛传幽闲（闲、娴通用）之谓也。中国字有本义，有反训。如“乱臣十人”（《尚书·泰誓》），“乱”，治也，言有能治乱。“君子好逑”，“逑”，一作“仇”。《左传》：“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妃，音配，配也、合也；耦，偶也，couple。“怨耦曰仇”，是“仇”之本义。此处“好逑”是反训。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兴也，introductory。上下无关之为兴，因彼及此之谓比。王雎雌雄有别，人何以知以雎比人？岂非比而为兴？故此实只是兴，凑韵而已。
二章：“参差荇菜”，“参差”，不齐也，双声字。杜诗《曲江对雨》“水荇牵风翠带长”（荇，水上之荇自水中直长到水面，玉泉山有之）。“左右流之”，“流”，《尔雅·释言》：“流，求也。”非也，就是流，不必作求解。“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句好。或曰“左右流之”言侍妾，非也。仍是兴，与下无关。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毛传：“思之也。”“思服”之“思”为语助词（助动词）。（何不说“思”是动词，“服”是语助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
三章：“琴瑟友之”，“琴瑟”，乐器；“钟鼓乐之”，既曰乐，取其和。乐者和音，琴瑟，古雅之乐，尤和谐。
“左右芼之”，“芼”，一作“覒”。毛传“择之”，朱注谓烹。今俗有“用开水芼一芼”之说，但“左右芼之”则不通。故“芼”者，“斟酌取之”之意，亦非采后更择之，而当采时斟酌取之也。（诗词中挑菜，俗称打野菜之意。）“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乐以宣情，故悲哀之时乐不能和，心情浓烈之时不能以喜乐宣出，故以“钟鼓乐之”也。古人之言，井然有次。
余以为此篇乃虚拟之辞（假设也）。或谓此系咏结婚者，故喜联常用。余以为不然，此相思之辞。“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写实也。“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言得淑女之后必如是也。
《关雎》诗旨：
1.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2.《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3.鲁说：毕公所作，以刺康王。康王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
4.韩说：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
5.朱子说：周子文王有圣德，又得淑女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娴）、贞静之德，故作是诗。
6.清方玉润说：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婚）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卿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焉。然非文王、太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成归于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也邪？
除了第一条外，皆如云雾。
盖六朝唐宋而后，有思想者皆遁而之禅，故无人打破此种学说。《宗门武库》载：王安石问某公，何以孔孟之学韩愈以后遂绝？公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入佛门中来。汉以后有文学天才者多专于治诗文，有思想（研究哲学）者多逃于禅，故经师无大思想家。（实则经学大部分仍是文学、哲学之相合。）
汉儒说“《关雎》，后妃之德也”，真是一阵大雾，闹得昏天暗地。后妃，文王之妃也。《周南》十一篇说到女性，《诗序》都说是后妃、“王化”、“上以风化下”之谓也，《周南》是王化之始。余曰：“既曰王化，当以文王为主，何以先说后妃，置文王于何地？”孔子并未尝说君子为文王，淑女为太姒（后妃）。孔子极崇拜文王，若是，安有不说之理？可知君子、淑女并非专指，而为代名（通称），不必指其名以实之。《诗序》又说：“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简直是在降雾。淫，溺也，酒淫、书淫，过甚之意。淫与色连用，《诗序》误之始也，生生把字给讲坏了。孔子谓“《关雎》乐而不淫”，“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即最大乐。淫，乃过也、过甚之意。《诗序》讲作“不淫其色”，太不对。鲁、韩二家不传，似觉有憾；今就其传者观之，并不及毛高。韩说盖亦将淫连于色，故曰“内倾于色”。淫之言色，盖出于《小尔雅》（此书亦汉儒所作），“男女不以礼交谓之淫”（《广义》）。大错，大错。《关雎》一诗，本系文随字顺，很明白的事，让汉儒弄糊涂了。“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二句，其哀可知。而《诗序》曰“哀窈窕”，哀虽可训为“思”，但夫子所谓“哀而不伤”，若哀训为思，则“思而不伤”作何解？故又曰“无伤善之心焉”。是作《诗序》者亦知孔子之说，却添字注经。“伤”，亦太过之意，故曰“哀而不伤”。
《诗序》绝非子夏之作。“《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老夫子已先言之矣，何尝说“后妃之德”？子夏圣门高弟，若如此说，岂非该打？《诗序》作者大抵是卫宏，绝非子夏。
《诗序》最乱。欲讲《诗经》，首先宜打倒《诗序》。
所谓“鬼”者，即是传统糊涂思想之打不破的。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故佛说露出“自性圆明”（《圆觉经》）。圆者不缺，明者不昏，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者在此，故得配天、地为三才。鬼附体则自性失，成狂妄。最大的鬼是“传”（遗传：先天；传统习惯：后天）。
后人不敢反对汉儒，宋儒虽革命亦不敢完全推翻旧论。宋儒较有脑子，不取毛、郑，但仍不敢说是民间之作，摆不脱“后妃之德”，大雾仍未撤去，天地仍未开朗。朱子虽不赞成《诗序》，而仍指淑女、君子为后妃、文王。清方玉润也仍说是文王、太姒。比较起来，还是宋儒朱、程尚有明白话。情操是要求其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朱子之说似乎比《诗序》好，但也不通。太姒之来与宫中之人何关？清方玉润虽不信汉、宋之说，而脑中有鬼，打不破传统思想。彼以为咏初昏（婚），虽不对而尚近似；言文王、太姒之德，则全是鬼话矣。
汉儒、宋儒、清儒说经之大病，皆在求之过深、失之弥远，即孟子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孟子·离娄上》），而不明白“道不远人”（《中庸》）的道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即“道不远人”，即浅入深。桌子最平常，而无一日可离，此即其伟大；本为实用，便无秘密，若再深求之，则不免穿凿附会。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论语·阳货》）
什么水土生什么人物。托尔斯泰那一种只有生在俄国。孔子温柔敦厚，原本是教训人的话，而加上个“也欤”。“为”，治也。“正墙面而立”有二意：一是行不通，一是无所见。历来讲《周南》最大的错误就是将其中说到女性皆归之后妃，凡说到男性皆归之文王。这错误之始，恐即在毛公。《周南》是“风”，彼把“风”讲坏了。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诗序》），盖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君子”有二义：一指居上位，一指有德行。此处是第一义。此处本可通，但说“下以风刺上”，风刺是风刺过失，而风中亦有赞美功德者，当作何解？岂非不通？
虽然，余亦不敢自谓是贤于古人也。尼采（Nietzsche）说过：“我怎么这么聪明啊！”（《瞧！这个人》）尼采极聪明，作有Thus Spake Zarathustra（Thus Spake，如此说、如是说），反耶教最甚，是怪物。他可以如此说，余则绝不肯。
（二）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葛覃》三章，章六句。
后来之诗，韵相连。此《葛覃》中韵有间断者，如首章“施于中谷”、“集于灌木”，“谷”、“木”，叶；而“维叶萋萋”、“黄鸟于飞”、“其鸣喈喈”，“萋”、“飞”、“喈”，又叶，颇似西洋诗。
首章：“葛之覃兮”，“覃”，毛传：“延也。”按：延，引蔓之意。“施”，毛传：“移也。”按：“施”，即“迤”字，迤逦（）之“迤”。延、引、迤，双声。“中谷”，即谷中，犹中路、中逵即路中、逵中。
此章须注意语词。
语词、语助词，或曰助词，无意，仅是字音长短、轻重的区别。如也、邪、乎、于、哉、只、且。语词有三种：
1.句首：“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尚书·泰誓》）之“惟”字；“粤若稽古帝尧”（《尚书·尧典》）之“粤若”；“维叶萋萋”之“维”字。又如“夫”字。
2.句中：“葛之覃兮”、“施于（preposition，to）中谷”、“黄鸟于飞”之“之”字、“于”字。
3.句末：如“兮”、“耳”、“哉”。
语词之使用，乃中国古文与西文及现代文皆不同者。今天语体文则只剩了句末的语词。中国方字单音，极不易有弹性，所以能有弹性者，俱在语词用得得当。西文不止一音，故容易有弹性。“桌”，绝不如table好，“这是桌”就不如“这是张桌子”。此诗首章若去掉语词：
葛覃，施中谷，叶萋萋，黄鸟飞，集灌木，鸣喈喈。
那还成诗？诗要有弹性，去掉其弹性便不成诗。
诗到汉以后，已经与前不同。最古的诗是“三百篇”，其次有楚辞：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
试改为《诗经》语法：
高阳苗裔，皇考伯庸。
摄提孟陬，庚寅吾降。
将楚辞上的助词去掉以后，便完全失去了诗的美，这等于去掉了它的灵魂。可以说，助词是增加美文之“美”的。但是，楚辞助词用得最多，楚辞比“三百篇”还美吗？也未必。助词用得太多有缥缈之概，故可说：
如此说岂非“三百篇”不如楚辞？不然，不然。盖好花是浑的，白不止于白，红不止于红，不似“像生花”，白即白，红即红。真的莲花虽红，而不止于红，红是从里面透出来而其中包含许多东西，像生花绝不成。
鲁迅《彷徨》题词用《离骚》中四句：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若改为四言不好办，改为五言则甚易：
羲和令弭节，崦嵫望勿迫。
曼曼路修远，上下吾求索。
（曼，通漫，长也。）“古诗十九首”中无此佳句，不是改得好，原来就好。但如此改法即不说失了屈子的精神，也是失了屈子的风格。屈子本借助语词，故能缥缈无形，如云如烟。
诗之首章，毛传：“兴也。”余意不然。兴应该是毫无联络的，此处非也。“葛之覃兮”一章，非兴，赋也。看二章“为为绤，服之无”，可知矣。
二章：“维叶莫莫”，“莫莫”，毛传：“成就之貌。”《广雅·释训》：“莫莫，茂也。”按：莫与“漠”通，有广大之义。《汉书·扬雄传》“纷纷莫莫”，“莫莫”或作“缅缅”，声之转也。（莫、漠、寞，皆有广大之义。）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之“漠漠”、“缅想遥古”之“缅”，皆广远之义。鲁迅先生《彷徨》集中《示众》一篇写道：“寂静更见其深远了。”“深远”便是寞、漠漠，无边。字之形、音、义是一个，如：黑，模糊；白，清楚。楚辞《招隐士》“春草生兮萋萋”，“萋萋”，有新鲜之义。“漠漠”，其音亦广远。即模糊之“模”，亦有广远之义。前章“萋萋”是始生，此章“莫莫”是已茂，有次第。
三章：“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言”，毛传：“我也。”非是。《尔雅·释诂》：“言，间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间，谓间厕字句之中，犹今人言语助也。”陈奂《诗毛氏传疏》：“言字在句首者谓发声（inter），在句中者为语助（aux，adv）也。”陈奂处处尊毛，惟在此处不然。毛传最好以意为主，怎么合适怎么讲，其所谓合适，多半要不得。聪明差的人凭直觉最靠不住。余以为“言”与诗中之“以”用、“于”在[1]义同。《卷耳》“维以不永怀”之“以”字，无义，即“不永怀”。此“以”字与言、于、维，一义。此字在ㄧ纽[2]（影），ㄧ、ㄨ、ㄩ[3]三种声皆通，“维不永怀”、“于不永怀”、“言不永怀”，皆通。
诗传，齐、鲁、韩不传，检其零编断简，较之毛诗犹劣。盖毛之传亦似有公道者。
《白虎通·嫁娶》篇：“妇人所以有师氏何？学事人之道也。诗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汉人思想不清楚，训诂亦令人不敢相信，只是一部《论衡》还可看。）此诗为女子在嫁前于母家所作。在嫁前才有师氏，嫁后便无须师。
“言告言归”，“归”，犹“之子于归”（《诗经·周南·桃夭》）之“归”。
“薄污我私”，《后汉书》引作“薄言振之”。“薄”，注曰：“辞也。”“污”，毛传：“烦也。”郑笺：“烦，烦撋之。”梁阮孝绪《字略》：“烦撋，犹捼挱也。”按：捼，俗作挼。《说文》“捼”字下，徐灏注曰：“今俗作挼，非。”又按：“《字略》所谓捼挱，当即今俗字揉搓也。揉、捼，韵通。”（《说文解字注笺》）“私”，内衣。“衣”，外衣。
“归宁父母”，在“宁”字下，《说文》引作“以旻父母”，盖言出嫁后使父母放心，非探视父母之意也。
《葛覃》诗旨：
《诗序》曰：
《葛覃》，后妃之本也。
“本”字殊费解，或释为本性，或释为务本，皆牵强。姚际恒以为此“本”字“甚鹘突”（鹘突，俗作“糊涂”），是也。朱子以为所自作，亦武断。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鲁说：葛覃，恐失其时。”则此诗又女子未嫁时作也。
训诂、名物不能不通，盖古今异也。故先释字句而后言诗旨。
太史公《屈原列传》也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怒。”也未说是说的后妃、文王。《国风》本民间歌谣，何与文王、后妃？朱子不用《诗序》很有见地，而作《集传》仍然是用《诗序》，朱子言“小序亦不可尽弃”，可见仍然是用小序。鬼气未除，可说是阳违阴奉。
采葛纺织，此家家皆有、遍地都是之情形，何以见得是后妃？若是，则凡女子皆后妃矣。齐、鲁、韩三家早于《诗序》、毛诗，还未必如此鹘突，其可取处即不说文王、后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无高明见解，特将所佚三家诗搜辑于此，尚可靠。
前说即皆不是，尚有二问题：其一，已嫁自夫家归宁父母邪？抑或未嫁时宁父母邪？其二，或女性自作？或他人代作？问题在于第三章“师氏”。不过“归宁”历来皆误作嫁后用，余主张未嫁作，但已嫁也讲得通。
（三）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余初读此诗即受感动，但字句皆通，含义并不通，不能有比古人较好的解释，了解深，讲得不清。
《卷耳》字义：
首章：“采采卷耳”，“采采”，盛之貌，如《秦风·蒹葭》之“蒹葭采采”。毛传：“事采之也。”朱注：“非一采也。”“事采”恐怕也是“非一采”之意。事，事事。二动词连用，文字中常见，如：我说说、你听听，说说、听听，同一“说”、一“听”也。
“不盈顷筐”，“顷”，古“倾”字，倾斜之意，浅也。“筐”，古只作“匡”。“顷筐”，浅筐也。
“寘彼周行”，“周行”，大道。（“道”有二义：一道路之道，一道义之道。总之，道，人所由也。）如《小雅·大东》“行彼周行”、《唐风·杕杜》“生于道周”。诗中往往将字颠倒，置形容词（adj）于名词（n）之后。如，中路，路中也；中林，林中也；道周，周道、周行也。以诗证诗，“周行”，各处皆可作大道讲。毛诗、郑笺非也。
二章：“我马虺”，“虺”，一作；“”，一作颓。作“颓”好，一见便知有病态。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六字句、五字句，打破了四字规则，此中有弹性。整齐字句，表达心气和平时之情感；字句参差者，表现感情之冲动。（太白七古最能表现。）心气和平时，脉搏匀缓；感情冲动时，脉搏急而不匀。言为心声，信然！任其自然，字句参差便有弹性。
采耳之时，“酌彼金罍”，喝酒已怪；“我马虺”，骑马将马累病了，奇而又奇。二章言“不永怀”，三章言“不永伤”，“怀”尚含蓄，“伤”乃放声矣，音好。二章“我马虺”，“颓”，神气坏；三章“我马玄黄”，“玄黄”，皮毛不光泽；四章“我马瘏矣”，“瘏”，真不成了。末句“云何吁矣”，“吁”，一作“盱”，张目远望。《小雅·彼何人斯》：“云何其盱”，即是“云何吁矣”，可证“吁”当作“盱”。
诗真好，断章取义，句句皆通；合而言之，句句皆障。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恐亦此意。余之说，首章自言，次章、三章、四章代言。
《卷耳》诗旨：
1.《左传》说：“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杜预注：“周，徧也。诗人嗟叹，言我思得贤人，置之徧于列位。”（此说讲不通。）
2.《荀子·解蔽》说：“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故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倾，反复；贰，不专。）
3.《淮南子》说：“诗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以言慕远世也。”高诱注：“言我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诚古之贤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远也。”
4.《诗序》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
5.欧阳修《诗本义》说：“后妃以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贤之难得。因物托意，讽其君子。”
6.朱熹《诗集传》说：“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按：朱子以第二章以下皆为后妃自谓。明杨用修驳之，谓：“‘陟彼崔嵬’下三章，以为托言，亦有病。妇人思夫，而却陟冈、饮酒（此岂女子所为）、携仆、望砠。虽曰言之，亦伤于大义矣。”（《升庵诗话》）
7.杨用修《升庵诗话》说：“原诗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冈’者，文王陟之也。‘马玄黄’者，文王之马也。‘仆痡’者，文王之仆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忧也。盖身在闺门，而思在道途。”
8.崔述《读风偶识》说：“此六‘我’字，仍当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则不可；我其夫，则可尊之也、亲之也。”
前三说虽欠善，然而乃引诗以成己之义，犹可说也。《诗序》之说，乃大刺谬。古之女子与男子界限极严，何以后妃能求贤审官？若是，则文王是做什么的？欧阳修虽不信《诗序》，也落在其圈套中，脱不开后妃、文王。朱子说“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大概对。
（四）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首章：“南有樛木”，“南”，国名。“樛木”，本或作朻木。毛传：“木下曲曰樛。”按：“右文”例，凡从“翏”及“丩”之字，皆多半有曲意。如：绸缪、谬误、纷纠。
“葛藟累之”，“藟”，本或作虆。按：虆今省作累，犹雧省作集也。累，犹系也。
“乐只君子”，“只”，助词，犹哉也。
“福履绥之”，“履”，陈奂曰：“其字作履，其意为禄，同部假借。”（《诗毛氏传疏》）
二章：“葛藟荒之”，“荒”，《尔雅·释言》“蒙”、“荒”同训“奄”。按：“奄”与“掩”、“罨”古通，故“荒”有“罨”意。陶诗：“灌木荒余宅”（《饮酒二十首》其十五），是此“荒”字之义也。
“福履将之”，“将”，《说文》：“将，扶也。”将，“”之假也。凡“将”在《诗》中，训作“扶助”，皆当作“”。将，《说文》训“帅”。（、扶、将、帅，后来混用）
此前《关雎》《葛覃》《卷耳》三篇皆咏女子，此篇《樛木》咏男子。
诗中每有各章句法相同，惟换一二字者，此一二字盖皆有义者，多是自小而大、自浅而深、由低而高、由简而繁。本篇：
葛藟累之 荒之 萦之
福履绥之 将之 成之
此是何等手段————技术！只调换一字半字，而面目绝乎不同，极有次第。盖古人识字多，认字认得清，用得恰当。至于今之白话诗，则尚差得远，用字甚狭。
（五）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旧注多谓是草虫名。按：“螽”是名，“斯”是语词，不应混为一名。又或训“斯”为分裂，犹谬。诗中如“弁彼鸒斯”（《小雅·小弁》）、“菀彼柳斯”（《小雅·菀柳》）、“彼何人斯”、（《小雅·何人斯》），“斯”皆语助也。余疑“斯”犹“子”，桌子、椅子、杠子，“子”语词。“子”、“斯”皆齿音。“斧以斯之”（《陈风·墓门》），毛诗确是训分裂，但此处不然。
“诜诜兮”，“诜诜”，诸家皆从毛传训众多。“薨薨”、“揖揖”，亦皆训多。非也。若是如此，螽斯可矣，何必要羽？余谓“诜诜”、“薨薨”、“揖揖”，皆羽声。诜、薨、揖，皆因声取义，所谓“形声字”也，如口语之丁零当啷、噼里啪啦，无一定之字。唐诗“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韦承庆《南行别弟》）之“澹澹”、“悠悠”，元曲中之“赤律律”、“花剌剌”、“忽鲁鲁”……此种形声字能增加文字之美与生动。
毛传说本篇是赞美德行。“德行”，字好。夫妇之道，人伦之始。先说男性、女性之美，而后即说其子孙之旺盛，此moral nature，看似极俗，实则天经地义，人类之无灭绝以此。
（六）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夭夭”，毛传：“夭夭，其少壮也。”按，夭夭，只是少好之意。（夭亡、夭折，夭，少之义。）《说文》引作“枖枖”，又作“”。马瑞辰以“枖”为本字，而以“夭”为假借，恐非，“夭”当是本字。“夭夭”既为少好，后人以《诗》用以属桃，遂加木旁耳（卓、桌、槕，乔、桥，皆后加旁。）“夭夭”，说“少壮”，不如从朱注是“少好”，夭有美好之意。（《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此“夭夭如也”之“夭”，讲作“和”。）
桃有薄命花之名，岂为其花不长而颜色娇艳邪？并非如此。盖桃花既老，很少花果，桃三杏四梨五年，桃三年即花，年愈少花果益盛，五六年最盛，俟其既老不花，无用，便作薪樵，曰薄命花言寿命短也。诗人不但博物（“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格物（通乎物之情理）。若我辈游山见小草，虽见其形而不知即吾人常读之某字，此连博物也不够。诗人不但识其名，而且了解其生活情形。诗人是与天地日月同心的，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日月无不照临，故诗人博物且格物。《桃夭》即是如此，诗人不但知其形、识其名，且能知其性情、品格、生活状况。
杜甫《绝句》有云：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
“花欲然”即“灼灼其华”。然，通“燃”，灼灼之意。红色有燃烧之象，“灼灼”，光明，有光必有热。桃花的精力是开花才茂盛。“夭夭”乃少好之意，少好的反面是老丑，故此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外表是言桃花之红，内含之义是指少壮之精力足，故开花盛艳，“灼灼其华”必是“夭夭”之桃。
不但创作要有文心，即欣赏也要文心。说话要十二分的负责。凡用字要彻底地了解字义，否则言不由衷（衷，中也），此种作品是无生命的。比利时梅特林克（Eterlinck）之六幕剧《青鸟》中说指头是糖做的，折了又长。这是他的幻想，但这还是由事实而来的。糖又长出————木折仍能长。必要博物、格物，方才能有创作，方才有幻想。所谓抄袭、因袭、模仿，皆非创作。“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必是诗人亲切的感觉。
近体诗讲平仄、讲格律，优美的音韵固可由平仄、音律而成，但平仄、格律不一定音韵好。词调相同，稼轩词，高唱入云，风雷俱出；梦窗词则喑哑，故不能一定信格律。至于古诗，诗不限句，句不限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不但响亮而且鲜明，音节好。鲜明，常说鲜明是颜色，而诗歌令人读之，一闻其声，如见其形，即是鲜明。要紧的是鲜明；但若不求鲜明独求响亮，便“左”。左矣，不得其中道。对其物有清楚的认识，有亲切的体会，故能鲜明且响亮。对物了解不清楚的，不要用。
“有蕡其实”，“蕡”，毛传：“实貌。”马瑞辰以为“颁”之假。颁，《说文》训大首，又与“坟”通，坟亦大也。颁、般、坟，轻重有不同。
“桃之夭夭”三章，说得颇有层次。
桃：一华，二实，三叶。此中有深浅层次：华好；没华，实好；没实，叶好；没叶，树还好————真是诗人。
之子：一室家，二家室，三家人。“桃之夭夭”是比兴“之子于归”；“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是依次言之；“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是反复言之。西洋人管初生婴儿叫new-comer、stranger。新妇到夫家，也恰可说是new-comer、stranger。若宜便好，不宜便糟。“宜”最要紧，故再三反复言之。
（七）兔罝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罝》三章，章四句。
《兔罝》字义：
首章：“肃肃兔罝”，“肃肃”，毛传：“敬也。”郑笺：“鄙贱之事，犹能恭敬。”非也。《豳风·七月》：“九月肃霜”，毛传训“肃”为“缩”，马瑞辰遂释“肃肃”为“缩缩”，且曰：“缩缩为兔罝结绳之状。”按：肃即严肃之肃，不必作“缩”解。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为是说得美。“肃肃兔罝”，“兔罝”，乃兔网，是物，不是指事，也非指人，肃即严肃意。罝兔“肃”作甚？非新整之网，捕不了也。
“赳赳武夫”，“赳赳”，通本作“纠纠”，“纠”字误。《诗》中赞美之人无论男女皆是健壮的，不是病态的。如说男子“颜如渥丹”（《秦风·终南》）、“赳赳武夫”，说女子“硕人其颀”（《卫风·硕人》）、“颀大且卷”（《陈风·泽陂》）。
“公侯干城”，“公侯”，代表国家；“干城”，毛传：“干，扞也。”扞，或作捍，卫也。若说“干”是“扞”，文法不足。朱子《诗集传》：“干，盾也。”朱意为长。
次章：“施于中逵”，“施”，音尸，不必音移，布也，张也。
“公侯好仇”，“好仇”，毛无传。郑笺云：“敌国有来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此说甚迂回而难通。敌国来侵，自当抵御，顾可以和为贤邪？朱子《诗集传》训“仇”为“逑”，得之。盖逑、仇皆为好匹，犹言同志、同心云尔。
《兔罝》诗旨：
《诗序》谓《兔罝》为“后妃之化也”，谬甚。后妃，女子，位中宫，其化乃能及于罝兔之人邪？（岂有此理，真是“神了”！）
总之，此篇所咏之主人翁是男子，是罝兔者。或男子作，咏其友；或女子作，咏其夫、其友。
痴人前不得说梦。毛、郑一般人简直不懂什么叫诗。
“三百篇”是诗的不祧之祖。《兔罝》首章四句：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字字响亮。
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
（韩退之《咏雪赠张籍》）
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
（苏东坡《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一）
退之两句虽然笨，但念起来有劲，比东坡两句还好一点儿。东坡两句则似散文，不像诗，念不着。东坡“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两句，并非不是、不真、不深，苦于不好，奈何？《诗经·小雅·采薇》之“雨雪霏霏”，看字形便好。不是霰，不是雾，非雪不成。（“三百篇”只可以说是“运会”。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大诗人，因为不是诗的时代。）杜甫《对雪》云：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此二句真横，有劲而生动（“乱云低薄暮”较“急雪舞回风”更有劲）。他人苦于力量不足，老杜则有馀。退之“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二句，微有此意，但有力而无韵，有力所以工于锤炼，而无老杜之生动。
名词（具体） 形容词
动词（动作） 副词
词类之产生，乃先有名词，而后有形容词，而后有动词，而后有副词。老杜四个形容词（乱、薄、急、回）、两个动词（低、舞），用得真好。“急雪舞回风”之“急”字、“舞”字、“回”字出于“雨雪霏霏”。（老杜《曲江对雨》“水荇牵风翠带长”之“牵”字、之“长”字，由《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之“流”出。）诗也如花，当含苞半开时甚好，但老杜是全放。老杜真横。
诗到后来愈巧愈薄，事倍而功不半。《红楼梦》香菱与黛玉学诗，举放翁“古砚微凹聚墨多”（《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此种断不可学。《红楼梦》作者的诗虽不高明，但是感觉灵敏，有天才，所以说的是。放翁的诗和东坡两句一类，不可学它。写诗也莫太想得深，以至于能入而不能出。
退之“盘马弯弓惜不发”（《雉带箭》），虽笨，但有劲。一发必中，中必动，动必死。若一箭把鸟打死，便没意思。唐人诗“万木无声待雨来”，又“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哪句好？第一句实在比第二句好，雨真下来，就没意思了。
有人说砍头是头落地后尚有感觉，最痛苦。那谁也没试验过，不过想当然耳，到那时就完了。最苦的是从宣布死刑到入刑场。旧俄安特列夫[4]（Andreev）的《七个被绞死的人》，七个人其中五个青年志士，一个杀人凶手，一个江洋大盗，在被绞死之前，有的不在乎，有的心中怕极，简直是心理的分析，纯文艺。
（八）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好诗！不是荡气回肠。“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杜甫《对雪》），三杯好酒下肚，便折腾起来，后人做到便算不错。“十九首”有许多如此，如“服食求神仙”（《驱车上东门》）。“三百篇”则不然，这真是温柔敦厚，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美德。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小雅·采薇》）
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昨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
（汉代古诗）
说雪，第一是“诗三百篇”，其次便是这首古诗。“三百篇”是主观的，说自己；古诗是客观的，说的是别人，但也仍然是表现自己的情绪。打开四言、五言的界限，也未必“三百篇”高于汉人的古诗。若老杜的“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只能说他有感，不能说他有情。至末两句：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这两句言情倒不能说他不真，但说他兄弟手足之情总该厚于朋友，而他这诗让人读来却远不及汉人之“昨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感人深，此即老杜之失败。老杜说雪没有自己，说自己的情感又忘了雪，所以不成。汉人两句诗，雪中有情，情中有雪，虽止两句却包括净尽。
文学绝不能专以描写为能事，若只求描写之工而不参入自己，没有自己的情感，便好也只是照相而已，算不得好诗。极力描写不留馀地与读者去想，岂非把读者都看成低能了吗？“急雪舞回风”，把雪形容尽致；“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更刻画得厉害，却更无馀味。“三百篇”之描写便只“依依”与“霏霏”矣。古诗只说“风雪”，更不说是怎样的风雪，却让我们慢慢去想。东坡的“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虽写得情景逼真，却没些子“韵”，再好也是匠艺。看那四句古诗，多有韵。
《汉广》便是好在“韵”：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一唱三叹，仍是心平气和，出神入化。不能讲。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这面镜子可以永远保留给人们。
技术愈巧，韵味愈薄。古人虽笨，韵却厚。韵，该怎么培养？俗话“熟能生巧”，而韵却不成，仅练习也出不来，只有涵养。
没人不喜欢捧，文人尤其好戴高帽子。鲁迅先生多聪明也犯此病。骂就对骂，拼就对拼，任他眼光多锐利，心思多周密，有人一捧就不免忘乎所以了。鲁迅先生有篇文章说，我知道自己是一匹牛，张家说耕一片地我就耕地，李家要我给他拉磨我就给他拉磨，只有宰了剥皮吃肉我不干。明知我是公牛，若有人要我去充牛乳制厂的广告，我也答应。
有所谓“韵小人”，实在有意思，却不易得。韵小人就好比甘口鼠，甘口鼠咬人而使人舒服，所以无论哪种动物都能被它咬死，一动不动地让它咬。萧长华真是韵小人，唱《蒋干盗书》绝妙，《鸿鸾禧》的金松扮来绝妙；王长林便不成，毛手毛脚，只能做杨香武、朱光祖之流，唱蒋干便不似。蒋干是书生，非韵不可。
《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休思”，毛诗作“休息”，《韩诗外传》所引作“休思”。王先谦谓当据毛诗改，是也。或谓“息”与下“不可求思”之“思”字为双声叶韵。大谬。凡诗无以双声为韵者。马瑞辰讲名物训诂甚好，此处却错了。无论古今中外之诗，皆无以双声叶韵者。既曰韵，当然以韵为主，哪有以声叶韵的道理？“思”，语词也，“不可求思”即“不可求”。明是不可求，毛传讲成了不求。“不可求思”云者，犹《关雎》所谓“求之不得”之意，非《诗序》所谓之“无思犯礼”及毛传之“无求思者”也。盖不可乃逑，实不含训诫即禁止之义。
“汉有游女”，“游女”，犹“游子”之“游”，无家之意。此“家”字是孟子“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孟子·滕文公下》）之“家”。游女，未嫁者也。
诗是有音韵美。但“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广”、“泳”、“方”古韵叶，现在念来叶不了。然而韵虽不叶，音调也甚好。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方”，毛传：“泭也。”《尔雅·释言》：“舫，泭也。”又：“方，并船也。”按：泭，一作桴。《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俗作筏。载货多用筏，木板集成，虽然不舒服，却不易翻。
方————比————近————排
排，并船也。“比”较“方”有劲。“不可方思”，是说有筏也过不去。
“经”者，常也，不变，always time，time for ever。如老杜的《北征》、“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有四字评语曰“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吾人看来仍有不满人意者，即：有“时代性”。人美杜诗曰“诗史”，其坏处也在此。唐人看来真有切肤之痛，但今人看来如云里看厮杀，又如隔岸观火，没有切肤之痛。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之《马克白》《亨利第四》[5]，虽也是写历史的，但其较老杜成功，真是伟大，盖其不专注在事实。历史惟求事实之真也，文学却不必事实的真，乃是永久的人性。虽无此事而绝有此情，绝有此理。永久的人性之价值绝不在事实之真之下。此永久者即always time，time for ever，即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万古而不变。莎士比亚注意永久的人性，故较老杜为高也。老杜病在写史太多。
男女恋爱而生爱情，结果成功是结合，不能结合便是失败。古今中外写恋爱的成功和失败的不知有多少，然而无一篇似《关雎》这么好、这么老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近人常说结婚是爱的坟墓。此话不然，真是一言误尽苍生。彼等以为结婚是爱的最高潮，也不然。余之主张（理想）：
结婚是爱的新的萌芽，也许不再继长增高，也许不再生枝干，但只一日不死，便会结出好的果实来。故《桃夭》之“其叶蓁蓁”是真好。
爱，不只男女之爱，耶稣基督说天地若没有爱，便没有天地；人类若没有爱，便没有人类。天没有爱，不能有日月；地没有爱，不能有水土。最高的爱便是良心的爱与亲子的爱。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八十一章）《汉广》是恋爱的失败，一切都完了，“不可求思”，多简单，多有劲。后来人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清陈恭尹诗句），越漂亮越没劲。
余讲书，曾举“素诗”naked poet，“素诗”二字甚好。千古素诗诗人只有陶渊明，王、孟、韦、柳各得其一体。“铅黛所以饰容”（刘彦和《文心雕龙·情采》），言其常也；素诗者“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张祜《集灵台二首》其二）。陶诗“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拟古诗》其七），上两句“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叶中华”三字，余背成了“叶底花”，觉得不对。盖陶公绝不如是，若后人必是“叶底花”。
“却从疏路抵秋柯，懒向生人道姓名”，余友人刘次箫词句。刘氏二十年前青岛诗社中人，此为其咏红叶。史达祖“小叶两三，低傍横枝偷绿”，巧则巧矣，真非大方之家。刘氏此人学史邦卿极佳，“美言不信”，怎么那么小气。陶翁绝不如此，嫌它污颜色。刘氏学梅溪而几过之，试看其写红叶之“却从疏路抵秋柯”，几个字多鲜亮；梅溪《双双燕·咏燕》“翠尾分开红影”，一点也不清楚。刘氏则清楚，有力量，不愧山东儿，然而终落小气。（滑与涩一样是病，也无力量。）此时代关系，虽有贤者不能自免，此亦南宋终究不如北宋之因。即稼轩大刀阔斧，所向无前，而有的也弄巧。稼轩虽是山东儿，是大兵，别人看他毛躁，其实其细处别人来不了。
陶公是素诗之圣。《汉广》不是素诗，比素诗还要高，无以名之，强名为“经”。“经”者，常也，永久不变。《关雎》《桃夭》是写恋爱的成功，此篇是写失败。“之子于归”，“于归”的是他家，真是全军覆没，失败到底。古今中外写恋爱失败的要倍于写成功的。恋爱失败的常态是“颓丧”，积极的便会自杀，此虽为不应当的，但总难免。或者流于“嫉妒”（愤恨），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恋爱有两面，不是成功便是失败，若是颓丧、嫉妒，皆是“无明”。看《汉广》多大方，温柔敦厚，能欣赏，否则便不能写这一唱三叹的句子。不颓丧又不嫉妒，写的是永久的人性。不是素诗，“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其廿二）苏、黄不是好到不能再好，是新到不能再新。“沧海横流”是说苏、黄而后诗法大坏；“却是谁”？是苏、黄。余以为东坡还够不上，他还与后人开条路走；山谷之功固不可泯，然而为害亦大。
古之“三百篇”、楚辞虚字多，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故飞动；到汉人实字便多，故凝练，而不飞动，不能动荡摇曳，没有弹性。黄山谷的诗凝练整齐而不飞动，不能动荡摇曳，没有弹性。这虽不是完全破坏了文字的美，但至少是畸形的发展。所以说诗法大坏。
鲁迅先生不赞成中国字，因为它死板，无弹性。余初以为然，后来觉得中国文字也能飞动，也能使有弹性。
林琴南文章实在不高，凝练未做到，弹性一丝也没有。只凝练而无弹性犹俗所谓“干碴窑”，必须凝练、飞动，二者兼到。
（九）汝坟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
《汝坟》三章，章四句。
《汝坟》字义：
首章：“遵彼汝坟”，“坟”，毛传：“大防也。”《说文》：“坟，墓也。”又：“坋，大防也。”毛诗盖以“坟”为“坋”，防者犹今言堤防之防。防、坊通。《礼记》言礼者“大为之坊”（《坊记》），坊、范双声。或曰：“坟”，即坟水也。余以为不然，“坟”盖即堤也。（从“贲”[6]皆有“大”义；亦如“骨朵”之音，多有“小”义。）
“惄如调饥”，“惄”，毛传：“饥意也。”非是。郑笺：“思也。”《说文》“惄”下：“一曰忧也。”韩诗作“愵”，《说文》：“愵，忧貌。”《方言》：“愵，忧也。”“调”，毛传：“朝也。”郑笺：“如朝饥之思食。”《释文》本又作“辋”。按：韩诗多今本，《说文》二徐本注只作“朝”。皆以“朝”为本字，“调”为假借字。
诗总不外乎情理，即是人情物理。所谓格物，通情理之谓。诗人是必须格物。五四时代，有个作白话文的说棒子面一根根往嘴里送，此是不格物。鲁迅说，你所了解不清楚的字你不要用。是极。《汝坟》之“惄如调饥”，朝饥最难受，此格物，故合情理。
二章：“伐其条肄”，“肄”，习也，有重意，斩了又长，故曰肄。
三章：“鲂鱼赪尾”，《陈风·衡门》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之句。毛传云：“鱼劳则尾赤。”这未免望文生义。郑笺：“君子仕于乱世，其颜色瘦病，如鱼劳则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时纣存。”此是不格物，鲂鱼尾根本是红的。（黄河鲤红尾甚美观，此即赪尾之意。）余以为：“鲂鱼赪尾”，兴也，与下句义无关。
“王室如燬”，“燬”，毛传：“火也。”韩诗多今本，《说文》引俱作“”。《尔雅·释言》：“燬，火也。”《说文》：“火，也。”按：火、燬、，一声之转。“王室如燬”，当时纣王无道，天下大乱，民不安生，故王室犹火之不可居也。此句正是《论语》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泰伯》）。
“父母孔迩”，郑笺：“辟此勤劳之处，或时得罪，父母甚近，当念之，以免于害，不能为疏远者计也。”然此与诗何关？或曰：“王室”谓纣王，“父母”谓文王也。此说固非无理，但把诗的美都失了，不如讲作“父母孔迩”、“王室如燬”也不能去的好。
“诗三百”，齐、鲁、韩并不讲作是盛周之诗，而说的是衰周，讲成盛周是自毛传始。其实不一定是盛周。
《汝坟》诗旨：
1.《诗序》：“《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
2.《韩诗外传》曰：“贤士欲成其名，二亲不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诗曰：‘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此之谓也。”
按：二说皆非是，然以《韩诗外传》较近情理。所云“父母孔迩”者，犹孔子之去鲁迟迟其行，孟子所谓“去父母国之道”耳，当为乱世所作。
（十）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趾》字义：
首章：首章毛传于“麟趾”下曰：“趾，足也。麟信而应礼，以足至者也。”郑笺亦曰：“与礼相应。”第三章“麟角”下毛传则曰：“所以表其徳也。”郑笺则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然第二章之“麟定”，毛无传，郑无笺，不谓之词穷不可也。“振振公子”，“振振”，已见前《螽斯》篇。
二章：“麟之定”，“定”，顶也。一本作“”。定、颠、顶，一声之转也。《诗》“有马白颠”（《秦风·车邻》）之“颠”，即“麟之定”之“定”。又如“题”字，亦“颠”字一声之转，有在前之意。“振振公姓”，“公姓”，《礼记》郑注：“子姓，子之所生。”又：“子姓，谓众子孙也。”盖子兼言男子；而姓，亦兼语孙与外孙也。疑为俗所谓外孙也。此或为外孙，故从女。“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每个都好。
三章：所言“于嗟麟兮”，英文比不了。Alas，讲不得。
《麟之趾》，真好。
《麟之趾》如《汉广》，不可讲。
诗之美是最大真实，而虚无缥缈、不可捉摸，可意会不可言传。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上》）
文是表现美的，辞以明志。孔子曰：
兴于诗。（《论语·泰伯》）
诗是感发。或曰：看花下泪，大煞风景。（李商隐《义山杂纂》）“看花下泪”正有其不得不然者。“看花下泪”，与指其为“大煞风景”，都不对，亦都对，不可以客观批评。下泪不是为花开，正如饮酒也不是为花开呀！既可“看花饮酒”，何妨“看花下泪”！“孰知天下之正味”，此正董氏所谓“诗无达诂”。强人同己，乃大不通。饮酒、下泪，皆是花所给之“兴”。“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贯休《咏吟》）二语，或曰指作诗，或曰指寻猫。若谓之讲诗，则客观条件不能成立。
“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一好百好，不必以辞害意。
《周南》始于《关雎》，终于《麟之趾》，可见中国社会以家族为中心，所写不过男女爱悦、夫妇嫁娶、家庭子孙。
①身←②家→③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以家为中间枢纽，化家为国。
个人太小，不能成为力量。（法西斯知道这点，故令人集合于一主义下。）————“我是我自己的上帝”（斯提尔纳语）、“最孤立者是最强者”（易卜生［Ibsen］《人民公敌》）。强尽管强，而不免失败。
“身”太单薄，“国”太玄虚，故须有“家”。在家中须有牺牲精神，集家成国。
《周南》馀论
事物 智慧
事物→经验→思想→智慧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致知在“格物”。
智慧与聪明不同，wise man，最好翻为“智人”。
智慧中有哲理，而哲理中非纯智慧。智慧如铁中之钢。思想、感情皆有流弊，惟智慧永远是对的。与其说《传道书》是一部哲理书，不如视之为智慧宝库。庄子哲理尚多于智慧，至于老子之“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真大智慧。
古人之书是教我们如何去活、如何活完了去死。苏洵论管仲有言曰：
吾观史䲡，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管仲论》）
“彼管仲者，何以死哉！”齐乱固已种，管仲死，无人能治，死时不能得人以委，不但对不起桓公，也对不起自己的心。（此亦有庄子“薪尽火传”之意，薪尽而火不熄。）不论释迦双林之死、耶稣十字架之死、孔子曳杖而歌之死、曾子易箦之死，其死时必为坦然的。而孙中山死时泪如雨下，其心中必有“何以死哉”之问号。《红楼梦》贾太君含笑而死，大概是有以死。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庄子·养生主》）
“适来”之“适”，言其生；“适去”之“适”，言其死。“顺”字下得好，真是智慧，也可视为哲理。哲学有时是混沌，智慧是透明的火焰，感情是“无明”。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并非不去研究，并非推托，而是极肯定、极明白的回答。因为一个人必先知何为生，始知何为死；必先知坏，然后知好。苏格拉底曰：
当你生存时，且去思量那死。
希腊之哲语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言，貌似相违而实相成。思索过死之后，始能更好地生活，故想死非求死，乃是求生。
慷慨捐生易，从容就义难。人莫不贪生而恶死。鲁迅翻译文中有一人以饼干故杀退敌人，其结果固伟大，而动机并不高明。平常人只考察结果，并不考察动机；一个哲人不但要考察结果，且要考察动机。死是生的结果，人虽贪生而恶死，但绝不能免死而长生，故一切哲人皆教人如何生。
耶教哲人看到永生（死而不死）；释迦牟尼看到涅槃（死而非死）；儒家所谓“正命”。孟子所谓“正命”，即《论语》中一“命”字：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命是“天命”，须“畏天命”（《论语·季氏》）。“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天生你是怎样的人，你便发展成怎样的人。孔子所谓“天”与耶稣所谓“天”不同，一是哲学的，一是宗教的。
天何言哉？四时成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孔子所谓“天”，指大自然。庄子亦爱说天，其“得全于天”（《庄子·达生》），“天”亦指大自然，与孔子同，与耶教不同。
诗人中惟陶氏智慧，且曾用一番思索，乃儒家精神。
中国文艺是简单而又神秘。然所谓简单非浅薄，所谓神秘非艰深。中国文学对“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易传·系辞》），而又非“习矣而不察焉”（《孟子·尽心上》）————“习焉而不察”是根本不明白。中国字难写，中国文学难学，盖亦因其神秘性。吾人所追求者为刀之刃、锥之颖，略差即非。
①艰深→②晦涩→③暧昧→④鹘突
两个字组成的名词，这四个词一个比一个难看。“鹘突”，写成“糊涂”便不成，此即文字的神秘。汉魏六朝的人还知使用文字的神秘，以后的人多不注意。
仿佛 清楚 彷彿 髣髴 模糊
“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绝不浅薄，清清楚楚，绝不暧昧，绝不鹘突，简单而神秘。
中国上古文学可分为两大派：
一是黄河流域的“诗三百篇”；
一是长江流域的《离骚》（说楚辞不如说是《离骚》）。
《离骚》是南方的产物，偏于热带，幻想较发达，神秘性较丰富，上面至于九天，下面至于九渊，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白居易《长恨歌》）。
“诗三百篇”中何以无“楚风”？但看“楚狂接舆之歌”、“凤兮”之歌、“沧浪”之歌，实是楚风。我心揣情度理，楚国绝不会无诗，既有诗，何以不在“三百篇”中？岂为孔子所删也？绝非如此。孔子删诗根本亦不能成立。只可假定为太师采风之时因楚国路远，故未采入楚风。或者楚居南方，文化发达较晚，结集之时不收入其诗。加之楚地语言、文字亦多与内地不同，如：羌————况，此“羌”字只楚辞中用为语词（introductory），“三百篇”中不用，故有歧视之心。且叶韵亦不同，读时觉得不顺。（有暇可将《诗经》与楚辞二者之体制、用韵、内容、思想、用字比较研究。）
“三百篇”并非无神秘，但楚辞更富神秘性，而有时是暧昧，是鹘突。
中国人一般多是模模糊糊，一模糊绝不会有出息，但有认真的、不模糊的，多半是死心眼儿，沾沾自喜、自命不凡。所以，我们要养成德性，养成认真的习惯，宽大的胸襟。宽大者————采众长，非好好先生。一个人若自是、自满，便如蚕作茧自缚，绝不会有长进，即老夫子所谓“今女画”（《论语·雍也》）。宽大则反之，如蜂采花，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搜集众长酿成新蜜，不只采牡丹花、芍药花，便是枣花、槐花也兼取之。
做学问不墨守师说，但绝非背叛师说，老夫子所谓“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否则必不能有大成就。宋、元、明三朝的理学家门户之见太深，争执甚烈，此时感情的认真，可谓入主出奴，甚无谓也。
楚辞，尤其是《离骚》，近于西洋文学。余直觉的感觉，中国文学中多不能翻为西文，但《离骚》可以，其艰深晦涩处颇与西洋文学相近。苏曼殊之《英汉三昧集》，前面的题词是用法文翻译的《离骚》四句：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中国文学中锤炼的，西文最难翻译；但弹性的、悠扬的，可以翻。非是word by word，一字一字地，乃是能传神，如《游园》之无布景胜于有布景，一个姿态表现一种景，可谓“情景两畅、内外如一”（家六吉[7]语）；又如《打渔杀家》之“江水滔滔往东流”，唱起来如见。
《周南》最能代表中国文字的简单而神秘。《离骚》的作者屈原是一个会说谎的人。用说谎而自求利益者是罪恶，而用说谎以娱乐人、利人、教训人的是一种艺术。所谓艺术家皆是欺骗人的，而其中有道德的教训，如《伊索寓言》《庄子》《佛说百喻经》（近人翻印改名《痴花鬘》，如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刊印本）。《离骚》是个人作品，“三百篇”是多人作品，一为专集，一为总集；一为特殊的，一为普通的；一为个性的，一为大众的。若谓屈原为有天才之伟大的说谎者，则“三百篇”为忠厚长者的老实话。若问何者为易？则二者俱难做到好处。
每人都免不了说谎，此说谎不见得是罪恶的说谎，而是为用说谎卸去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平常人，懦弱到无力为善，且亦无力为恶。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说谎者既不易得，而老实话之成为诗者亦少。我们是书生，多少有些布尔乔亚的习气，好面子，绝不会说谎欺骗，要我们如忠厚长者说老实话，不难；但要老实话篇篇是文学、句句是诗，却不易得。“三百篇”的好处即在此，与《离骚》的最大分别也在此。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
日月不淹，春秋代序
楚辞去了助词，便是“三百篇”。摇曳是楚辞的特色。春天的柳条又青又嫩，微风一吹便是摇曳。自《左传》而后，没有能及其摇曳的散文；屈骚而后，没有能及其摇曳的韵文。盖汉魏六朝而后的文学多取平实一路，因走此路者多，行彼路者少，彼路即荒芜，而独馀此路为大道。
“西汉文章两司马”，而除司马迁一人之外，汉朝可谓无人。汉人仿骚，纯是假古董，王逸、东方朔等之文简直是低能作品，只好以“笨伯”奉赠。彼等作了，真传下来，实不可解！即宋玉之《九辩》已失师法（师承）。盖此非有法可传者，其幻想乃只屈原的天才。且看《离骚》中的漂亮句子：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这就是屈原的说谎本领。什么是创造？创造即是说谎。没有说谎的本领不要谈创造。这种说谎的天才创造力，是父不能传诸子，兄不能传诸弟（且不说“三百篇”）。
文学作品是要表现热烈的感情，但热烈的感情也足以毁灭文字。子夭母哭，感情则热烈矣，不过呼天抢地而已矣，没有什么悼子诗。在中国文学中没有如《离骚》以那样热烈的感情、丰富的幻想而作成的那么优美的文学作品。宋玉没有那样热烈的感情、丰富的幻想，所得只是欣赏一面的、现实一面的。既曰欣赏，便非热烈；既曰现实，便非幻想。
穿中国衣服、戴西洋帽子、穿皮鞋可以，而戴中国小帽、穿中国布鞋、着西服则不可。中国男女皆着长衣，依理皆当骑无梁脚踏车，而男子骑女车则人笑之。中国人论三纲五常也如此。只因为你也说、他也说，便是对的，并不求他个道理，此乃世俗所谓理智。这种理智只是传统的，在文学上、科学上、哲学上，皆无价值。汉人仿骚作品虽出宋玉一途，但连欣赏和现实也没有，所剩的只是这种毫无味道的世俗的理智。社会的中坚分子多是这般头脑。
中国韵文上古分为两派：
一是南方的————摇曳，此路已闭塞。
一是北方的————平实，已失“三百篇”温柔敦厚、和平中正之美。
宋玉即是屈原弟子，已失其老师的作风。盖天才与修养是无法可传的，自己越努力、越发展，越不能传人。
说老实话目去较易，而写成诗且写成好诗，则很难。
《周南》中的《汉广》，真老实，而真好。
注释
[1]此处之小字“用”、“在”，当为解释“以”、“于”之介词意义。
[2]声纽，又称纽、音纽，音韵学术语，声母之别称。
[3]符号“ㄧ、ㄨ、ㄩ”为注音符号，对应汉语拼音中韵母“i、u、ü”。
[4]今译安德烈耶夫。下同。
[5]《马克白》《亨利第四》，今译为《麦克白》《亨利四世》。
[6]“坟”字繁体作“墳”，故云“从‘贲’”。
[7]顾随四弟顾谦，字六吉。
三、说《召南》
旧说：武王既有天下，周公封鲁，召公封燕，而俱不就国。后周、召分陕而治。陕以东，周公治之，凡诗之采于其地者曰周南；陕以西，召公治之，凡诗之采于其地者曰召南云。或曰：南，国名也。南，在镐京之南，江汉之间。
（一）鹊巢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鹊巢》三章，章四句。
《鹊巢》诗旨：
《诗序》曰：“夫人之德也。”按：《诗序》于《周南》之诗多谓后妃，于《召南》之诗则多谓为夫人。或谓后妃与夫人实一人而二名：以文王言之，则太姒为后妃；以诸侯言之，则太姒为夫人也。黄晦闻（节）曰：“分系诸周、召者，以所采之地不以人也。”又曰：“皆以文王风化为义，不以周召风化为义。”（《诗旨纂辞》）夫既以文王风化为义，则后妃、夫人当为一人矣。（太姒系专指，夫人乃泛指。）然上所云云姑演旧说之义云耳，吾人说诗不必依据之。
《鹊巢》，民间歌谣之咏新婚者。
诗人所歌咏者或为特殊现象，或为普通现象，前者如老杜之咏天宝之乱，后者如各代之诗人常咏之桃红柳绿。（只要地球不毁灭，永有此现象；只要有诗人，永有此种诗。）《鹊巢》所咏是特殊的呢，抑普通的呢？
《鹊巢》字义：
首章：“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鸠”，家鸠即鸽。日人谓军中之鸽为军鸽。（家鸠即鸽，家凫即鸭。“家”俗或音“兼”。）鸽子不会搭窝，燕子巢做得极精。鹊有巢，都为鸠居么？鸽子是和平的，“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想来非普遍的，诗人盖写特殊之现象，而后人误解为“鹊有巢，鸠必居之”。诗人的诗虽不能尽绳以科学，然既写大自然的现象，当然要合科学。若鹊筑巢，鸠必居之，则鸠必是猛凶之禽，而鸠最和平。
次章：“维鹊有巢，维鸠方之”，“方”，《说文》：“并船也。”此云“方之”，当是“并居”之意。毛云：“有之也。”失之。
“百两将之”，“将”，取，古写作“”，上像手爪之形，下至寸脉。今山东人娶媳妇即说“将媳子”。“百两将之”之“将”字释义，正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越是穷乡僻壤、风化不开，越是不易受外方影响，故反而易保留古代风俗语言。《儿女英雄传》，乃旗人作纯北京话，今已有不能解者。
（二）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采蘩》三章，章四句。
《采蘩》诗旨：
《诗序》曰：“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毛传：“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郑笺：“执蘩菜（以助祭）者，以豆荐蘩菹。”宋陆佃（农师）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今覆蚕种尚用蒿。”（《埤雅》）故陆氏谓《采蘩》为亲蚕事之诗。
家庭制度未定之前是女性中心（今有民族一妻多夫，尚存上古女性中心的痕迹），盖家事衣食皆女子亲其事。后来进为游猎牧畜之社会，则男子权职渐重。作此诗之时，当已是男性中心，何以尚用女子助祭？（“礼失而求诸野”，今乡间祭祀均男子主之。）由一处的成言俗语可以觇其风尚，如“根生土长”，盖可知以往之尚保守矣。
《采蘩》字义：
前二章：“于以采蘩”，“于以”，郑笺云：“于以，犹言往以也。”按：“于以（here is，here are）”为句首语助词，所谓引词也。与《尚书·尧典》“粤若稽古”之“粤若”、《诗经·豳风·七月》“曰为改岁”之“曰为”同。
前二章语句相似，第三章忽改变；且前二章中不换韵，第三章两句换韵。
三章：“被之僮僮”，“被”，毛传：“首饰也。”郑笺引《礼记》云：“主妇髲鬄。”《诗经·鄘风·君子偕老》篇：“不屑髢也。”郑笺曰：“髢，髲也。”按：髲、被同；髢、鬄同。被、髲，义发也（犹义子、义齿，本非己有者也），亦作益发，余之乡中称为头被。（语言随风俗改变，今既无此风，人亦不复知此语言。）
“夙夜在公”，“夙夜”，毛传：“夙，早也。”按：夙夜即早之意，犹云黎明也。
“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僮僮”，毛传：“竦敬也。”“祁祁”，毛传：“舒迟也。”按：两词皆以声表意，“声形（adj）词”也。僮字本无“竦敬”之意，祁字本无“舒迟”之意，但“僮僮”、“祁祁”，念起来真好。他能用适当的文字来表现其意象，这就是他的成功，这就是美的作品。
无论创作、欣赏，了解“意象”是很要紧的。意象是创作以前之动机的重要一部分，创作以后便成了它的内容。我们不会画，所以玩倒汽车很平常；到要你画时，反而觉得模糊了。因为汽车在我们脑子里只是意，而不成其为意象。若是画家便不然，他脑子里清清楚楚地摆着一个汽车，他画便是用线条把脑子里的汽车表现出来。因为他有清楚的、完全的意象。文学则非是用线条轮廓，而是用文字与词句表现出来。
①意象
②文字词句————表现
③作品————完成
意象要清楚，不然写出来的作品便是模糊影像，不真切。意象当然很重要，但无适合、恰当的文字词句表现之，仍是不成。文字要恰当，词句要合适，否则即便意象清楚，也只是幼稚拙劣的作品。虽说一个人太咬文嚼字，很妨碍他的创作能力。因其一面作一面批评（斟酌修改），气势便受影响，故其作品不能气势蓬勃（磅礴）。但现代作家太不注意文字的使用，意象根本不清楚，文字再不恰当，则其作品当然是残缺的、模糊的。（“意象”二字似乎比“意识形态”四字还清楚。意识形态ideology，或译为意特次罗基，还不如说“意态”。由意再清楚，乃成态。）
吾人读诗，要从声音中找出作者的意象来。“被之僮僮”，起来；“被之祁祁”，低落。倘寻其意象，则前如日之出海，后如日之落山。要参诗禅，便参这四句“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这真的是美的作品，特别是声音，写得蓬勃。我们欣赏要追求作者的“意象”。
一篇作品的内涵（内含，content），就如河里的水一样。河里的水竭力攻击堤岸，堤岸又竭力地约束水。河水浅了，当然不打堤岸，没有决堤的危险，但这样的水无水利，不能行船，不能灌田；若是水势太猛，泛滥成灾，更是不能交通，不能灌溉。现在的作家不是太弱、太空虚，就是泛滥而无归。“被之僮僮”、“被之祁祁”，他的意象是水，他的文字是堤岸，水极力拍打堤岸，堤岸极力约束水，由此便生出了“力”。
孔夫子说：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水之拍打堤岸，堤岸之约束水，即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若单说到了七十，快死的人了，倚老卖老，谁还不能原谅，根本也不想、也不欲了，如此还向上做什么？待死而已。可老夫子是什么人物？他永远是向上的！这是情操，操练得成熟，操守才坚固，这不是夸口。（普希金［Pushkin］见壁上苍蝇唤仆人拿枪，一枪便将苍蝇打入壁上————这是操练得熟。）写出“被之僮僮”、“被之祁祁”，这不只是天才，还有操练。操练得多，自能出之。当然瞎猫也可以碰上死老鼠，守株也可以待兔，但是太靠不住。
（三）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草虫》三章，章七句。
《草虫》字义：
首章：“喓喓草虫”，“喓喓”，声音，无义。“喓”，作“要”音，以状声故加“口”。疑是造字，在《草虫》之前恐未必有此字，如后来之“哗啦”一词亦随手造字。“草虫”，蚱蜢之属。
“趯趯阜螽”，“趯趯”，毛传：“跃也。”按：趯即躍字，如《诗》曰“躍躍毚兔”（《小雅·节南山·巧言》）。
“忧心忡忡”，“忡忡”，毛传：“犹冲冲也。”《广韵》：“，忧也。忡，之省。”
次章：“忧心惙惙”，“惙惙”，毛传：“忧也。”按：惙、忡双声，故义亦同。
“言采其蕨”，“蕨”，不知究为何状。宋人诗有“蕨芽初长小儿拳”（黄庭坚《绝句》）句（这诗人可谓有感觉），“小儿拳”之意有三：一拳曲，二白，三嫩。
三章之中均有“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之句，“止”，同“只”，毛传：“词也。”如《诗》曰“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周南·樛木》）。“止”为句尾语助词，又“狂童之狂也且”（《诗经·郑风·蹇裳》）之“且”、“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诗经·邶风·北门》）之“哉”，皆句尾语助词。“于以”、“曰为”、“粤若”、“维”，皆句首语助词。若句首语助词曰“引词”，则句尾语助词应是“止词”、“终词”。语助词，可由声而得义。“于”、“曰”、“维”、“若”，句首语助词，读其音可觉其“引长”之义；“只”、“止”、“且”、“哉”，句尾语助词，音一出便被舌挡回去切断，其音有“阻”义；今所用之“止词”————“哇”、“呀”、“了”，没有此种阻断之发音。“亦既觏止”，“觏”，毛传：“遇也。”觏，虽可作遇解，但此处不合。若然，“亦既见止”当在此句之后，绝不会先见后遇。郑笺：“觏，已婚也。”则觏即婚媾之“媾”。此说为得。（虽郑笺多不如毛传，但此处予以郑笺为长。）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之后，首章云“我心则降”。“降”，毛传：“下也。”对“忧心忡忡”之“忡忡”而言。“忡忡”，“忡”通“冲”————有动意。古诗“肠中车轮转”（《汉乐府·悲歌》），恰是“忡忡”之意。“忡忡”如是之热烈，“降”如是其和平。诗人用两个字“忡忡”、“则降”，便形容尽了婚前与婚后的心情。古今中外的作品说此，能超过“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这两句吗？“则降”、“则说”、“则夷”，“说”毛传：“服也。”“夷”，毛传：“平也。”无论何种兴趣，不能永在兴奋情形，故“则降”、“则说”、“则夷”。
《草虫》三章，字句甚仿佛，但换一个字便不同。如上言各章末句“我心则降”、“我心则说”、“我心则夷”之“降”、“说”、“夷”，真能用恰当的字表现其意象。
《草虫》诗旨：
《诗序》：“《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按：作序者揣诗之意不能归之夫人，故曰大夫妻耳；且诗中亦并无礼防之意也。郝懿行《诗问》：“两年事尔。君子行役当春夏间，涉秋未归。故感虫鸣而思之。至来年春夏犹未归，故复有后二章。”说为得之。
毛传曰：“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所谓“行”，疑指嫁娶，犹《诗经》云“女子有行”（《鄘风·蝃》）之“行”。故郑笺云：“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二氏之说，《序》之所由出也。至欧阳修及朱熹遂皆以为大夫行役，其妻思之而咏此诗矣。
（四）采
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采》三章，章四句。
《采》字义：
首章：“于彼行潦”，“潦”，雨水，无根水。
次章：“于以湘之”，“湘”，黄晦闻先生曰：“韩诗作鬺，即《说文》之字，煮也。”“维锜及釜”，毛传：“有足曰锜，无足曰釜。”《释文》：“锜，三足釜也。”疑锜有“奇”义，故曰三足。
三章：“谁其尸之”，“尸”，毛传：“主。”主祭之义。按：祭无女子为主之礼，而此篇曰“有齐季女”，故方玉润以为是女子出嫁告庙之诗也。“有齐季女”，“有”，词也，语词也，非“有无”之“有”。“齐”，毛传：“敬。”《玉篇》“齐”字下引《诗》“有齐季女”。《说文》：“齐，材也。”《广雅》《广韵》皆训“好”。余以为从《广雅》《广韵》较好。“季女”，少女也。
（五）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甘棠》三章，章三句。
毛传：“美召伯也。”
“蔽芾甘棠”，因树思人，此所说是永久的、普遍的人性，诗人的心无分古今中外。
“召伯所茇”，“茇”，《说文》：“草根。”又：“，舍也。”引《诗》“召伯所。”（舍本名词，可以遮阴者曰舍。）茇，白字，通假。
“召伯所憩”，“憩”，毛传：“息也。”按：《说文》无憩字。“愒”字下注“息也”。又《诗经·小雅》“不尚愒焉”（《鱼藻之什·菀柳》）、《大雅》“汔可小愒”（《生民之什·民劳》），毛传皆训“息”。是“愒”为本字，“憩”为或体。
“勿翦勿拜”，“拜”，郑笺谓拜言拔也，《广韵》引作“扒”。
（六）行露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行露》三章，首章三句；馀二章，章六句。
《行露》字义：
首章：“厌浥行露”，“厌浥”，毛传：“湿意也。”此亦声形字。余乡音“湿”曰“□□[1]”，或即此意。“岂不夙夜”，“夙夜”，只“夙”义。中国常有用二字而实取一义者，如是非、利害、长短。“夙夜”亦然。“谓行多露”，“谓”，通“畏”。马瑞辰说：“凡诗上言‘岂不’、‘岂敢’者，下句多言‘畏’。”（《毛诗传笺通释》）如《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人谓为兴也。兴也，不知兴什么，当是比。但凡是所谓比，应是无论在形象或意义上有联络才是，此处则毫无联络。想古人当时必有一番道理。“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女”，读本音，后女读汝。方玉润想必讲不通，又不敢推翻古人作品，乃曰：“贫士却婚以远嫌也。”（《诗经原始》）
《行露》诗旨：
《诗序》：“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韩诗外传》：“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列女传》：“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至清方玉润乃曰：“贫士却婚以远嫌也。”（《诗经原始》）而后世文言小说则每以“行露”代奔女，以“雀角鼠牙”代表二人兴讼。
（七）羔羊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亦三章字句甚仿佛者。
《羔羊》字义：
三章之首句：“羔羊之皮”、“羔羊之革”、“羔羊之缝”。“革”，毛传：“革犹皮也。”非是，皮带毛，革无毛（毛已磨光）。“缝”，革已裂开见缝。
三章之次句：“素丝五紽”、“素丝五緎”、“素丝五總”。“紽”，毛传：“数也。”不通。“紽”，《释文》作“它”，别本又作“佗”。马瑞辰谓：“‘紽’即古‘他’字。他者，彼之称也，此之别也。由此及彼，则其数为二。”若然，则“紽”犹今言二合线矣。“緎”、“緵”，吴均所作《西京杂记》（假托班固作，四库丛刊有影印本）谓：“五丝为，倍为升，倍升为緎，倍緎为纪，倍纪为緵。”马瑞辰谓“总”即“緵”之转也。
首章之后二句：“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自公”，郑笺：“退食，谓减膳也。自，从也；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马瑞辰曰：“‘退食自公’，谓自公食而退。”（《毛诗传笺通释》）此较朱熹《诗集传》以退食为“退朝而食于家”之说为善。板起面孔讲《诗经》，于诗的尊严未必增加，于诗之美则必然减少。
“委蛇委蛇”，“委蛇”，传曰：“行可从迹也。”笺曰：“委曲（从容）自得之貌。”《鄘风·君子偕老》篇有“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之语，传曰：“委委者，行可委曲纵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按：此之“委佗”即《羔羊》之“委蛇”，声形词也。《君子偕老》之“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二句，真好！写其美，不写其面貌、衣服、形象，而写其动作，不动如泰山，动如河水————是活人。真好！后世诗人掏空了心，巧虽巧，但不好，外不得物象，内不得意象。
“委它”叠韵，委可作“倭”，它可作“佗”，“倭佗”叠韵，“委蛇”叠韵。
A=委 B=蛇
AB————委蛇 ABAB————委蛇委蛇 AABB————委委蛇蛇
首章“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次章“委蛇委蛇，自公退食”、三章“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略变句法，真巧，真漂亮，写得淋漓尽致。
《羔羊》诗旨：
《诗序》谓：“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何以见“节俭正直”？不可解。毛传曰：“《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诗序》既不可通，则毋宁从毛传。
（八）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南山”，当然在作者的南边，“在南山之阳”，是说雷在南山之南，此时还远。“在南山之侧”，在其侧，是正要从山边转过来。“在南山之下”，在其下，是已转到山之北了。郑笺云：“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然发声于山之阳。”此说实有损诗美。
“何斯违斯”，“斯”，毛传：“此。”训解可通。其实二“斯”字皆作语词即可。
“莫敢或遑”，“或”，《小尔雅》《广雅》并云：“或，有也。”按：此“有”字乃“有时”之有，语词也，与“有无”之有为动词者不同。（语词在前者可称“引词”，引词有为引一字者，有为引句者，如：“有国”、“有人”，引字也；“粤若稽古”、“曰为改岁”，引句也。）“时或”，时也，有时也（时与或有关；不时，常）。“遑”，休息；“或遑”，间或地休息也。
此篇每章末二句不用《羔羊》倒字法，三章皆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佛经说“万法归一”，万法完成而有真美善。然未归一之前仍是万法，如入海之前江、淮、河、汉，各自存在。怎样作法要用你自己心的天平去衡量。何以《羔羊》句法变化好，因是“委蛇委蛇”，这样变化正表现其心理之“舒徐”。若“振振君子，归哉归哉”，作者心理是“迫切”的，顾不得玩花样。此正所谓“文无定法，文成而法立”。
（九）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字义：
“摽有梅”，“摽”，毛传：“落也。”赵岐《孟子章句》引《诗》曰“有梅。”《说文》：“，物落，上下相付也。读若《诗》‘摽有梅’。”段注以毛诗“摽”字为“”之假借。
“顷筐塈之”，“塈”，毛传：“取也。”《玉篇》引《诗》曰：“顷筐概之。”
“迨其谓之”，“谓”，毛无传，惟曰：“礼未备则不待礼会而行之。”段懋堂曰：“毛意‘谓’即‘会’也。”《尔雅·释诂》：“谓，勤也。”郭璞注引《诗》“迨其谓之”。黄晦闻先生曰：“言勤求也。”（《诗旨纂辞》）
《摽有梅》诗旨：
《诗序》言此诗乃“男女及时也”，殊牵强，以情理度之不合。“求我庶士”，“士”，自我也。而此篇却又不讲作求贤，是民歌，是恋歌。余以为当是男子作。若曰是女子自作则似不合，若曰是男子托言则未免无聊。
（十）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字义：
“嘒彼小星”，“嘒”，传曰：“微貌。”《广韵》“暳”下曰：“《小星》诗亦作‘嘒’。”《玉篇》“暳”下注：“众星貌。”《说文》于“嘒”下只注“小声”，如言蝉声嘒嘒、鸾声嘒嘒。《诗》中《云汉》篇有“有嘒其星”句（《大雅·荡之什》），传曰：“嘒，众星貌。”然则嘒当是“暳”之假，其义为明。
“三五在东”，“三五”，毛传训为星名。不必如此讲。
“抱衾与裯”，“裯”，毛传：“被也。”与袒有关，“被”盖贴身之被。兼士先生有文考之。通“刬”字。刬，光脚穿鞋曰“刬穿”。又元曲中马不用鞍而乘之曰“刬马”。又如后主词“刬袜”乃但穿袜不着鞋。又如内衣古称“衣”，见《礼记》，又作“袒”。又《汉书》“但马”即“刬马”也。“但”有“徒”之意、“光”之意；又如“旦”，有“不隔”之意，又转为“诚”意，如“坦”字。
《小星》诗旨：
《诗序》曰：“惠及下也。”又曰：“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韩诗外传》曰：“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矫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曰：‘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其后明章俊卿作《诗经原体》，遂直以为小臣行役之诗，盖依韩说而不依《诗序》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两章末句言“寔命不同”、“寔命不犹”。《论语》有云：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什么是“命”？遗传造成的你的性格，环境造成的你的生活，这就是你的命。人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这个“命”，便以此安身立命也好。
吾辈知识阶层除了物质的需要，还要有生活的工具————有一把能通开生活中各种门户的钥匙。若不能如此，简直还不及苦力幸福；因为苦力生活简单，衣食饱暖一切便都能解决。有知识的则否。痛苦、烦恼、悲哀，只能减少生活的兴趣、生活的力量，使人感觉生活是一种压迫。虽然知道生活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但这样便难活下去。果能“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则虽遇艰难亦能安然肩负，能鼓起生活的兴趣与力量。认命，消极地说可以，积极说也可以，不知这样解释能得夫子原意否？
《论语》说：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罕》；“仁”字大无不包、细无不举。）
夫子深知说道德要小心，不然则生恶劣影响。夫子所谓“命”便犹佛家所谓因缘，是科学的非玄学的，是理智的非迷信的。常所谓在劫难逃，都认为是玄的，那相去甚远；若当作迷信，则去之弥远。人能知命则能“洁身自好”，再则更能“乐天进取”。读书人皆当洁身自好，这是消极的；乐天进取则是积极的。有人着围棋，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苏轼《观棋》），这便是乐天进取。夫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下》），“可以”二字有力量。
《诗序》所言“惠及下也”四字考语，胡说白道。《韩诗外传》讲得好，无论对否，他想的是。假如此诗中意思可算为思想的话，则此思想影响中国人甚大。鲁迅先生以为中国五千年历史可分二时期：一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期，一为欲做奴隶却不得的时期。（《坟·灯下漫步》）中国历史除最早一页可称光荣外————逐有苗离黄河流域（有苗之后，有殷之鬼方、周初之狁、周中叶之犬戎、秦至六朝唐之胡），其后渐不能敌。中国人爱和平，故敌不住外来力量，此精神一直遗传。即以“三百篇”言之，只见温柔敦厚，无热烈感情。此确是悲惨，是失败，然非耻辱，是光明的。因“三百篇”所表现乃最富于人性人味的生活。兽+神=人。（此虽曰神，与佛教等宗教无关。）中国人无兽性、神性，只剩下人性。
研究民族性，最好看其历史及诗。
人皆以中国为玄，其实中国最重实际，如西洋人之为宗教牺牲者甚少，即衣、食、住三项小节，亦以中国最舒服，故中国人已失掉兽性，同时也失去神性，谓之为爱和平可，谓之没出息亦可。
中国人不但没热烈精神，甚至连伤感意味都没有。中国人是安分安命，于是认苦非苦而视为当然。实际生活有缺陷（憾），然后发生不满，而结果趋于安命。此“安”即中国之爱和平、温柔敦厚、有人味，甘为奴隶或为奴隶而不得的原因。
（十一）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此首诗，真好！
“三百篇”四言句多，而此篇多为三言，每章末一句虽为四字“其后也悔”、“其后也处”、“其啸也歌”，而“也”字为音节，如今唱二黄之垫字。三字句较四字句急促，故其结果当为紧张。而此首虽为三言，然音调并不急促，并不紧张。此其表现技术之高者一。
又：后一句原亦可但为三字：“其后悔”、“其后处”、“其啸歌”，而加一“也”字，加得好。若用新式标点，当为：
其后也————悔 其后也————处 其啸也————歌
如老谭《卖马》所唱“提起了此马”后声音拉长，表示其心中对马之爱。此其表现技术之高者二————虚字传神。
又：三章中分别重“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为二句。何以重？重得好。
“不我以”、“不我与”至第三章“不我过”：不和我回去，不与我同走，连看我都不看。所重二句，一句结上，一句启下。如辛稼轩之《采桑子》：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稼轩此一首即用“三百篇”此章句法。稼轩真是英雄，拔山扛鼎，词亦排山倒海。而其内中究有中国传统精神，结果亦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纯剩人性。
“其后也悔”，是说“之子”，并非说“我”，因为你跟我不好，所以你将来不会好。“其后也处”，“处”，毛传：“止也。”如处节、居处。“其后也处”，彼此不相干涉，此意尚通。郑笺言“悔过自止”，真是添字注经。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注诗者亦然，明于礼义而暗于知诗心。悔当是希望其悔，故最后以歌自慰。“其啸也歌”，不热烈亦不感伤，不好讲而真好。
《江有汜》与前首之《小星》不能说他无忧，但不是伤感，不是悲哀。高叟谓《小弁》为小人之诗，因其怨也。孟子讥其固，然而高叟亦确有其见处。看《小星》《江有汜》，绝不愉快，但几乎看不出一点怨来。因知命，则安心，则能排忧乐、了死生、齐物我（鲁迅先生或者要骂这是奴隶的道德），但余总承认这是一种美德。在此时期、此时代，这种道德也许是不相宜，犹如在强盗群里讲仁义、说道德。但曰其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则可，谓其非道德则不可。当然也许是无用的。如果只以有用与否而决定之，则吾无言矣。《周南》《召南》不夸大，所以中正和平。若其他国风即不然，其伤感与悲哀的色彩是浓厚的、是鲜明的（其中正和平确不及“二南”）。此“二南”之所以不可及。
（十二）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野有死麇》三章，一、二章，章四句；三章三句。
《野有死麇》字义：
首章：“白茅纯束”，“纯束”，毛传：“犹包之也。”郑笺：“纯读如屯。”按：纯、屯古通。《史记·苏秦列传》“锦绣千纯”，《索隐》引《国策》高注：“音屯，屯束也。”
三章：“舒而脱脱兮”，“而”与“如”、“然”在形容词或副词中意同；若不通用，只是习惯的原故，意义上并无不通。It is custom，no reason.蠢如、安如即蠢然、安然。而，如；“舒而”即舒然。“脱脱”，形容舒，亦舒意。
《野有死麇》首章仍是《关雎》句法，前二句为兴。次章前三句相连，只馀“有女如玉”一句。末章忽换了一个人，换了一种口气，变平常之四言句法用“兮”、“也”，故音调也变了：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音调舒徐，好。若改为四字句也可以，“舒而脱脱，无感我帨，无使尨吠”，但诗的美都失去了。
《野有死麇》诗旨：
《诗序》曰：“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此说甚牵强。吾人自诗中看不出无礼。方玉润《诗经原始》谓：“此必是高人逸士，抱璞怀贞，不肯出而用世。”此属穿凿。详诗之意，首二章当是男子之歌词，而三章则女子所答也。
《野有死麇》首章“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是其主题。讲诗者以为这是坏事，我们虽非赞同，但承认人情中本有此事。
（十三）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
何彼襛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前二句一事，后二句一事，仍是《关雎》句法。
首章：“何彼襛矣”，“襛”，或作“秾”。《说文》：“襛，衣厚貌。”韩诗作“茙”。《说文》无“茙”字，“茸”下曰“草茸茸貌”。如此，则襛当是“茙”之假。
“曷不肃雍”，即“肃雍”也。“曷不”即“何不”，加重语气，如京剧“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四郎探母》杨四郎）、“叫孤王想前后好不伤悲”（献帝），“好不惨然”、“好惨然”，“惨然”也；“好不伤悲”、“好伤悲”，“伤悲”也。“肃雍”，“肃”，庄严，敬也；“雍”，雍容，和也。不用一字形容而用二字，有道理。这二字相反而又相成，好。
“王姬之车”，《礼仪疏》：“齐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车远送之。”是也。“王姬”，即公主。
次章：“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毛传：“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马瑞辰曰：“诗中凡叠句言某之某着，皆指一人言。”又曰：“平王之孙乃平王之外孙。”（《毛诗传笺通释》）毛传有成见，以为《周南》《召南》皆是文王时作，故必将平王讲成文王，他三家俱不如此。马瑞辰讲得好。
（十四）驺虞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
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
《驺虞》二章，章三句。
《驺虞》字义：
“壹发五豝”，“发”，毛传：“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发。”按：“发”，当是纵意，虞人发纵五豝以待公之猎耳。“于嗟乎驺虞”，“驺虞”，毛传：“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三家诗皆以为天子掌鸟兽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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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杜偏于赋，皇皇大篇，直陈其事，故有“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小蚂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个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稚。
“三百篇”好，而苦于文字障，先须打破文字障碍，才能了解其诗之美。
《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项，《诗》之性质；后三项，《诗》之作风（法）。
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杜偏于赋，皇皇大篇，直陈其事，故有“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小蚂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个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稚。
“三百篇”好，而苦于文字障，先须打破文字障碍，才能了解其诗之美。
一、概说“诗三百”
情操（personality），名词（noun）。
情操（“操”，用为名词，旧有去声之读），此中含有理智在内。“操”之谓何？便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弄得转、把得牢，圣人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操”又有一讲法，就是操练、体操之“操”，乃是有范围、有规则的活动。情操虽然说不得“发乎情止乎礼义”，也要“发而皆中节”（《中庸》）。情操完全不是纵情，“纵”是任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总之，人是要感情与理智调和。
向来哲学家忒偏理智，文学家忒重感情，很难得到调和。感情与理智调和，说虽如此说，然而若是做来，恐怕古圣先贤也不易得。吾辈格物致知所为何来？原是为的求做人的学问。学问虽可由知识中得到，却万万并非学问就是知识。学问是自己真正的受用，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做人处世的学问也就是感情与理智的调和。
“诗三百篇”含义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要了解《诗》，便不得不理会“情操”二字。《诗》者，就是最好的情操。也无怪吾国之诗教是温柔敦厚，无论在“情操”二字消极方面的意义（操守），或积极方面的意义（操练），皆与此相合。所谓学问，浅言之，不会则学，不知则问。有学问的人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见解、有气度的人。梁任公说英文gentleman不易译，若“士君子”则庶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孔子不轻易许人为君子：
君子哉若人！（《论语·宪问》）
君子哉蘧伯玉！（《论语·卫灵公》）
君子之才实在难得。“士君子”乃是完美而无瑕疵的，吾人虽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悬此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则人高于动物者也。人对于此“境界”有所谓不满，孔夫子尚且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此虽不是腾云驾雾的仙、了脱生死的禅，而远亲不如近邻，乃是真真正正的人，此正是平凡的伟大，然而正于吾人有益。五十学《易》，韦编三绝，至此正是细上加细，而止于“无大过”。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
（《论语·泰伯》）
读此真可知戒矣。然而过分的谦虚与过分的骄傲同一的讨厌。而夫子三谦亦令人佩服，五十学《易》，可知夫子尚不满足其境界。所有古圣先贤未有不如此者。古亚历山大（Alexander）征服世界，至一荒野，四无人烟，坐一高山上曰：“噫吁！何世界之如是小，而不足以令我征服也！”但此非贪，而是要好，人所以有进益在此，所以为万物之灵亦在此。
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温柔敦厚（诗教），是“发而皆中节”。释迦牟尼说现实、现世、现时是虚空的，但儒家则是求为现实、现世、现时的起码的人。表现这种温柔敦厚的、平凡的、伟大的诗，就是“三百篇”。而其后者，多才气发皇，而所作较过，若曹氏父子、鲍明远、李、杜、苏、黄；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乐天之流。乐天虽欲求温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为人不及处。吾国诗人中之最伟大者惟一陶渊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温柔敦厚”。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轻蔑。犹如禅宗故事所云：诸弟子将行，请大师一言，师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弟子大失所望，师曰：“三岁小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吾人之好高骛远、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维护，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则，小则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如王安石之行新法，宋室遂亡也矣。
走“发皇”一路往往过火，但有天才只写出华丽的诗来是不难的，而走平凡之路写温柔敦厚的诗是难乎其难了，往往不能免俗。有才气、有功力写华丽的诗不难，要写温柔敦厚的诗便难了。一个大才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举千钧的人蜕然弱不胜衣，这是怎么？才气发皇是利用文字————书，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这种条件的是诗；否则，虽格律形式无差，但算不了诗。“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碍，而不能使吾人易于了解。惟陶诗较可。“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正而不美。宗教家与道家以为，吾人之感情如盗贼，如蛇虫；古圣先贤都不如此想，不过以为感情如野马，必须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先哲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情与欲固有关，人所不能否认。
以上所述是广义的诗。
今所讲“诗三百篇”向称为“经”，“五四”以后人多不然。“经”者，常也，不变也，近于“真理”之意，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老杜写“天宝之乱”称“诗史”，但读其诗吾人生乱世固感动，而若生太平之世所感则不亲切。俄国文豪高尔基（Gorky）写饥饿写得最好，盖彼在流浪生活中，确有饥饿之经验也。常人写饿不过到饥肠雷鸣而已，高尔基说饿得猫爪把抓肠内，此乃真实、亲切的感觉，非境外人可办，更是占空间、占时间的，故与后来人相隔膜。这就是变，就不能永久。“三百篇”则不然，“经”之一字，固亦不必反对。
今所言《诗》三百篇不过道其总数，此乃最合宜之名词。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此最扼要之言。此所谓“无邪”与宋代理学家所说之“无邪”、“正”不同。宋儒所言是出乎人情的，干巴巴的。古言：“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杨恽《报孙会宗书》）“不能止”就是正吗？未必是，也未必不是。道学家自命传圣贤之道，其实完全不了解圣贤之道，完全是干巴巴、死板板地谈“性”、谈“天”。所以说“无邪”是“正”，不如说是“直”，未有直而不诚者，直也就是诚。（直、真、诚，双声。）《易传》云：
修辞立其诚。（《文言》）
以此讲“思无邪”三字最切当。诚，虽不正，亦可感人。“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此极其不正矣，而不能说它不是诗。何则？诚也。“打油诗”，人虽极卑视之，但也要加以“诗”之名，盖诚也，虽则性有不正。夫子曰诗三百“思无邪”，为其诚也。
释迦牟尼说法之时，尝曰：
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金刚经》）
“如”，真如之意，较“真”（truth）更为玄妙。其弟子抛弃身家爱欲往之学道，固已相信矣，何必又如此说，真是大慈大悲，真是苦口婆心。这里可用释迦之“真语”、“实语”、“如语”、“不诳语”、“不异语”说诗之“诚”、“思无邪”之“无所不包，无所不举”，包罗万象。释迦又说：
中间永无诸委曲相。（《楞严经》）
此八字一气说来，就是“真”。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如诗人作诗，由“志”到作出“诗”，中间就是老杜所谓“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
第一，志————“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
第二，中间————“意匠惨淡经营中”（声音、形象、格律要求其最合宜的）；
第三，诗篇————“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五代刘昭禹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著一字如屠沽（市井）不得。”（计有功《唐诗纪事》）岂止五言？凡诗皆如此。诗里能换一个字便是不完美的诗。一字，绝对，真如，是一非二，何况三、四？
惨淡经营之结果，第一义就是无委曲相。好诗所写皆是第一义，与哲学之真理、宗教之经约文字的最高境界同。
读诗也要“思无邪”，也要“无委曲相”。
孔子对于诗的论法，归纳起来又称为“孔门诗法”。法，道也，不是指狭义的方法、法律之法，若平仄、叶韵之类，此乃指广义的法。“无事无非法”，生活中举止、思想、语言无在而非法。
违了夫子“思无邪”，便非法。
然而何以又说诗无所谓是非善恶？常所谓是非善恶究竟是否真的是非善恶？以世俗的是非善恶讲来，只是传统习惯（世法、世谛）的是非善恶，而非真的是非善恶。
“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是直，事虽邪而思无邪。在世法上讲，不能承认；在诗法上讲，可以承认。诗中的是非善恶与寻常的是非善恶不同。
鲁迅先生说一军阀下野后居于租界莳花饮酒且学赋诗，颇下得一番功夫，模仿渊明文字、句法。而鲁迅先生批曰：我觉得“不像”。盖此是言不由衷，便是伪，是不真，是邪。以此而论，其诗绝不如“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二句也。村中小酒肆中有对联曰：
进门来三杯醉也
起身去一步歪邪
此虽不佳而颇有诗意，盖纪实也。又有一联曰：
刘伶问道何处好
李白答曰此地佳
此亦乡村小酒肆对联，还不如前者。下野军阀的仿陶渊明诗还不如村中酒肆对联这个味。故说诗的是非善恶不是世俗的是非善恶。
“文学”与“哲学”与“道”的最高境界是一个。所谓“诗法”，就是佛法的“法”，是“道”。静安先生曰：“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人间词话》）
“诗三百篇”既称“经”，就是不祧之祖，而降至楚辞、赋、诗、词、曲则益卑矣。然而以诗法论，便童谣、山歌亦可以与“经”并立。其实“诗三百篇”原亦古代之童谣、山歌也。《金刚经》云：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只要“思无邪”就是“法”。佛法平等不是自由平等的平等，佛说之法皆是平等。佛先说小乘，后说大乘，由空说无，说有见空。天才低者使之信，天才高者使之解，无论如何说法，皆是平等。
或谓佛虽说有大乘、小乘，其实佛说皆是大乘，皆可以是而成佛。“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最低之小乘，然而也能成佛。故佛说“大开方便之门”，门无大小，而入门则平等也，与静安先生所谓“不以是而分优劣”一也。
今所言诗，只要是诗就是法。
孔夫子对于《诗》，有“思无邪”之总论，尚有分论。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论语·阳货》）
这是总论中之分论，前所说是总论中之总论。
说得真好。无怪夫子说“学文”，真是学文。忠厚老实、温厚和平、仁慈、忠孝、诚实，溢于言表。这真是好文章。每一国的文字有其特殊之长处，吾人说话、作文能够表现出来便是大诗人。中国方字单音，少弹性，而一部《论语》音调仰抑低昂，弹性极大，平和婉转之极。夫子真不可及，孟子不能。
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此本难分优劣。汉经秦焚书之后，书籍散乱亟待整理；及宋代书籍大半整理就绪，而改重义理，亦自然之趋势也。今讲《诗经》，在文字上要打破文字障，故重义理而兼及训诂，虽仍汉宋之学而皆有不同。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读此段文章，“可以”两字不可草草看过。
兴：感发志气[1]。起、立，见外物而有触。
生机畅旺之人最好。何以生机畅旺就是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读之如旱苗遇雨，真可以兴也。
观：考察得失。（得失不能要，算盘不可太清，这非诗。）
不论飞、潜、动、植，世界上一切事皆要观，不观便不能写诗。“《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中庸》）察犹观也，观犹察也。鸢代表在上一切，鱼代表在下一切，言此而不止于此，因小而大，由浅入深，皆是象征，此二句是极大的象征。“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举其一必得知其二。诗中描写多举其一部以括之。
群：朱注：“群，和而不流。”今所谓调和、和谐，即“无入而不自得”（《中庸》）。
人当高兴之时，对于向所不喜之人、之物皆能和谐。“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与鸟兽心理、兴趣不同，是抵触，是不调和，如何能同群？以此言之，屈子“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夫》），人、事、物皆看不中，生活只是苦恼，反是自杀为愈也。贾谊虽未自杀，但其夭折亦等于慢性的自杀。
“诗可以群”，何也？诗要诚，一部《中庸》所讲的就是一个“诚”，凡忠、恕、仁、义，皆发自诚。所谓“和而不流”，“流”，无思想、无见解，顺流而下。
怨：朱注：“怨，怨而不怒。”其实也不然，《诗》中亦有怒：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
望文生义，添字注经，最为危险。最好以经讲经，以《论语》注《论语》。此二句，恨极之言，何尝不怒？惟“不迁怒”（《论语·雍也》）也。
夫子承认怒，惟不许“迁怒”；许人怒，但要得其直。此世法与出世法之不同也。
基督：“人家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圣经》）
释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节节肢解，不生嗔恨。”（《金刚经》）
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基督“要爱你的仇人”，释迦“一视同仁”，都是出世法，孔子是最高的世法。西谚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孔子不曰“以怨报怨”，报有报答、报复之意。“以直报怨”是要得其平；“以牙还牙”，不是直。在基督、释迦不承认“怨”；夫子却不曾抹杀，承认“怒”与“哀”，怒与哀而怨生矣，而“怨”都是直。
“怒”、“怨”，在乎诚、在乎忠、在乎恕、在乎仁、在乎义，当然可以怒，可以怨。
《论语》之用字最好，“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沉重、深厚、慈爱。读此段文章，“可以”二字不可草草放过。
夫子之文，字面音调上同其美，而不专重此。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此是小我，但要扩而充之————“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释迦不许人有我相。）“事父”、“事君”，代表一切向外之事，如交友、处世，喂猫、饲狗，皆在其中。事父、事君无不适得其宜。我本乎诚，本乎忠、恕、仁、义，则为人、处世皆无不可。（切不可死于句下。）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朱子注：“其绪馀，又足以资多识。”（《论语集注》）夫子所讲是身心性命之学，是道，是哲学思想（philosophy）。“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何谓也？要者，“识”、“名”两个字，识其名则感觉亲切，能识其名则对于天地万物特别有忠、恕、仁、义之感，如此才有慈悲、有爱，才可以成为诗人。
民，吾胞也；物，吾与也。（张载《西铭》）
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
仁者，爱人。[2]（《论语·颜渊》）
孔子举出“仁”，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乃为人之道也。民，我胞也；物，我与也，扩而充之，至于四海。仁，止于人而已，何必爱物？否！否！佛家戒杀生不得食肉，恐“断大慈悲种子”。必需时时“长养”此“仁”，不得加以任何摧残，勿以细小而忽之。凡在己为“患得”、在他为“不恕”者，皆成大害，切莫长养恶习，习与性成，摧残善根。
孔子门下贤人七十有二，独许颜渊“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佛：慈悲；耶：爱；儒：仁。）此是何等功夫？夫子“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卫灵公》），念兹在兹。
为什么学道的人看不起治学的人，治学的人看不起作诗的人？盖诗人见鸡说鸡，见狗说狗，不似学道、治学之专注一心；但治学时时可以放下，又不若学道者。
道————圆，是全体，大无不包，细无不举；
学————线，有系统，由浅入深，由低及高；
诗————点，散乱、零碎。
作诗，人或讥为玩物丧志，其实最高。前念既灭，后念往生；后念既生，前念已灭。吾人要念念相续。言语行动，行住坐卧，要不分前念、后念而念念相续，方能与诗有分。这与学道、治学仍是一样，也犹同“三月不违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意也在此，为的是念念相续，为的是长养慈悲种子。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王摩诘《谒璿上人》）年长则精力不足，寿命有限，去日苦多，任重道远，颇颇不易。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识道何易？
诗便是道。试看夫子说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岂非说的是为人之道？夫子看诗看得非常重大：重，含意甚深；大，包括甚广。
《论语·季氏》载：
（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夫子两句话，读来又严肃、又仁慈、又恳切。“不学诗，无以言”，“无以”是感。
学，人生吸收最重要在“眼”。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Epomehk）四岁失目，他的诗代表北方沉思玄想，读了总觉得是瞎子说话。发挥方面最主要在“言”。言，无“义”不成，辞“气”不同。常谓作诗要有韵，即有不尽之言。夫子说话也有韵。《世说新语》中之人物真有韵，颇有了不得的出色人物，王、谢家中诗人不少。
孔子论诗还有：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
以上，孔门诗法总论之部。
在宗教上信与解并行，且信重于解，只要信虽不解亦能入道，若解而不信则不可。释迦弟子阿难知识最多，而迦叶先之得道。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迦叶传其法，迦叶死后方传阿难。而儒家与宗教不同，只重解而不在信；且宗教是远离政治，而儒家中则有其政治哲学。《大学》所谓“正心”、“诚意”、“修身”，宗教终止于此而已，是“在我”，是“内”；儒家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人”，是“外”。宗教家做到前三项便算功行圆满；而儒家则是以前三项为根本，扩而充之，恢而广之，以求有益于政治，完全是世法，非出世法。
“齐家”是正心、诚意、修身的“实验”，是治国、平天下的“试验”。
夫子要人从自我的修养恢而广之，以见于政治。吾人向以为诗人不必是政治家，爱诗者不见得喜好政治，何以夫子说通了诗三百，授之以政便达，何以见得？夫子说诳语么？否。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岂能打诳语？鲁迅先生译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鹤见祐辅思想清楚，文笔亦生动，鲁迅先生译书虽非生动，也还可读），书中说第一次欧战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是十足的书呆子。美国总统先必为纽约州长，威尔逊为法学士，做波士顿大学校长，一跃而为纽约州长，再跃而为美国大总统。彼乃文人，又是诗人，又是书呆子，鹤见祐辅最赞仰之。一个纯粹的政客太重实际，而文人成为政治家，彼有彼之理想，可以将政治改良提高，使国家成为更文明的国家，国民成为更有文化的国民。在近代，威尔逊实是美国总统史中最光明、最正大、最儒者气象的一位。在大战和约中，别人以为威尔逊的最大失败盖英、法二国的两滑头，只顾己方利益，不顾世界和平，是以威尔逊被骗了。然而，此正见其光荣也。威尔逊说：“美国有什么问题，何必与他商量、与你商量，我只以美国人的身份平心想该怎样办就怎样办。”骤听似乎太武断、太主观，但试察历史政治舞台上的人，谁肯以国民的资格想想事当如何办？果然，也不至于横征暴敛，不顾百姓死活了。
说起威尔逊，真是诗人、是文人、是书呆子，可也是理想的政治家————此即是夫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亦奚以为”了。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释之曰：“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说白便白，说黑便黑，那简直是人格的破碎。然而“一以贯之”绝非容易也。只有老夫子说得起这句话。什么（何）是一？怎么样（何以）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卫灵公》）。我就想我是一个美国人，应当怎么去施，怎么样受。威尔逊说得实在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
以上三段，为夫子在《论语》中对于诗之某节某句之见解。
夫子说“诗可以兴”，又说“兴于诗”，特别注重“兴”字。夫子所谓诗绝非死于句下的，而是活的，对于含义并不抹杀，却也不是到含义为止。吾人读诗只解字面固然不可，而要千载之下的人能体会千载而上之人的诗心。然而这也还不够，必须要从此中有生发。天下万事如果没有生发早已经灭亡。前说“因缘”二字，种子是因，借扶助而发生，这就是生发，就是兴。吾人读了古人的诗，仅能了解古人的诗心又管什么事？必须有生发，才得发挥而光大之。《镜花缘》中打一个强盗，说要打得你冒出忠恕来。禅宗大师说：从你自己胸襟中流出，遮天盖地。前之“冒”字，后之“流”字，皆是夫子所谓“兴”的意思。可以说吾人的心帮助古人的作品有所生发，也可以说古人的作品帮助吾人的心有所生发。这就是互为因缘。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与“贫而乐，富而好礼”，其区别如何？前者犹如自我的羁勒，不使自己逾出范围之外，这只是苦而不乐。（夫子在《论语》中则常常说到乐。）在羁勒中既不可懈弛，又经不起诱惑。“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三章）；反之，既见可欲，其心必乱，这便谈不到为学，这是丧失了自我。然而后者“贫而乐，富而好礼”却是“自然成就”。夫子之“乐”、之“好”较之子贡两个“无”字如何？多么有次第，绝不似子贡说得那么勉强、不自然。这简直就是诗。放翁说“文辞终与道相妨”（《遣兴》），不然也。
子贡由此而想到诗，又由诗想到此，所谓互为因缘也。牙虽白、玉虽润，然经琢磨之后牙益显白、玉益显润。（犹如苍蝇触窗纸而不得出，虽知光道之所在，尚隔一层窗纸。夫子之言犹如戳出窗纸振翼而出，立见光明矣。）夫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便是生发，便是兴。
不了解古人是辜负古人，只了解古人是辜负自己，必要在了解之后还有一番生发。
首一段子贡与夫子的对话由他事兴而至于诗，次一段子夏与夫子的对话由诗兴而至于他事。
夫子所言“绘事后素”，《礼记》所谓“白受采”（《礼器》）也。本质洁，由人力才能至于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巧笑”、“美目”、“素”皆是素；“倩”、“盼”、“绚”是后天的，是“绘”；“礼后乎”，诚然哉！夫子所谓“起予者商也”之“起”者，犹兴也。如此“始可与言诗”，此之谓诗也。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此中亦颇有至理存焉。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虽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对于相同之外物之接触，个人所感受者有异。越是好诗，越是包罗万象。“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必此诗————必然。唐诗之所以高于宋诗，便因为唐诗常常是无意的————意无穷————非必然的。
伟大之作品包罗万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见深，浅者见浅。鲁迅先生文章虽好而人有极不喜之者，是犹未到此地步。虽然，无损乎先生文章之价值也。正如中国之京戏，“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狄楚青《燕京庚子俚词》其七）。（近代梨园只有谭叫天算得了不起的人物。）
唐诗与宋诗，宋诗意深（是有限度的）————有尽；唐诗无意————意无穷，所以唐诗易解而难讲，宋诗虽难解却比较容易讲；犹之平面虽大亦易于观看，圆体虽小必上下反复始见全面也。
子贡之所谓“切”、“磋”、“琢”、“磨”，不仅指玉石之切、磋、琢、磨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又何关乎礼义、绘事也？虽然，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一见圆之彼面，一见圆之此面，各是其所是而皆是。花月山水，人见之而有感，此花月山水之伟大也。各人所得非本来之花月山水，而各自为各自胸中之花月山水，皆非而亦皆是。禅家譬喻谓“盲人摸象”（《义足经》），触象脚者说象似蒲扇，触象腿者说象似圆柱，触象尾者说象似扫帚。如说彼俱不是，不如说彼皆是，盖各得其一体，并未离去也。
吾人谈诗亦正如此，各见其所见，各是其所是，所谓“诗无达诂”也。要想窥见全圆、摸得全象，正非容易。是故，见其一体即为得矣，不必说一定是什么。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对方之无能或不诚，致使吾人不敢相信。然而自己看事不清、见理不明，反而疑人，也可说多疑生于糊涂。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气是最不可靠的，气是什么？
孔夫子之言颠扑不破，孟夫子说话往往有疵隙。
以上两小段文字乃孟子之说诗，余试解之。
“文”：
第一，篇章、成章。（文者，章也；章者，文也。《说文》中彣、彰互训。）
第二，文采。即以《离骚》为例，其洋洋大观、奇情壮采是曰文采。
“辞”：
辞、词通，意内而言外。楚辞中《离骚》最好亦最难解，对于它的洋洋大观、奇情壮采，令人蛊惑。“蛊惑”二字不好，charming（charm，n；charming，adj）好。《红楼梦》中说谁是怪“得人意儿”的，倒有点相近。“得人意儿”似乎言失于浅，“蛊惑”却又求之过深。
文章有charming，往往容易爱而不知其恶。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大学》八章）；又俗语曰“情人眼里出西施”，此之谓也。西人也说两性之爱是盲目的，love is blind。其实，一切的爱皆是盲目的，到打破一切的爱，真的智慧才能出现。即如读《离骚》，一被其洋洋大观、奇情壮采所蛊惑，发生了爱，便无暇详及其辞矣。
欣赏其文之charm，须快读，可以用感情。欲详其辞意须细读，研究其组织与写法必定要立住脚跟观察。观与体认、体会有关。既曰观，就必须立定脚跟用理智观察。
“不以辞害志”，志者，作者之志；“诗言志”，志者，心之所指也。后来之人不但读者以辞害志，作者也往往以辞害志，以致有句而无篇，有辞而无义。
“以意逆志”，逆，迎也，溯也，追也，千载之下的读者要去追求千载之上的作者之志。
孟子把诗看成了“必然”。
章实斋《文史通义》诗教篇（章氏对史学颇有见解，文学则差），以为我国诸子出于诗，尤其以纵横家为然。此说余以为不然。纵横家不能说“思无邪”，只可说是诗之末流，绝非诗教正统（夫子所谓“言”，所谓“专对”）。
马浮（一浮先生）亦常论诗，甚高明。马一浮先生佛经功夫甚深，而仍是儒家思想，其在四川办一学院讲学，所讲纯是诗教（余所讲近诗义）：
“仁”是心之全德，（易言之，亦曰德之总相。）即此实理之显现于发动处者，此理若隐，便同于木石。如人患痿痺，医家谓之不仁。人至不识痛痒，毫无感觉，直如死人。故圣人始教以《诗》为先，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诗人感物起兴，言在此而意在彼。故贵乎神解，其味无穷。圣人说诗，皆是引申触类，活也。其言之感人深者，固莫非诗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仁之功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
（《复性书院讲录·〈论语〉大义一·诗教》）
鲁迅先生说，说话时没的说，只是没说时不曾想。见理不明，故说话不清；发心不诚，故感人不动。
夫子说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七项，不是并列的，而是相生的。再进一步，也可以说并列而相生，相生而并列。人只要“兴”，就可以“群”、“怨”、“事父”、“事君”、“识草木鸟兽之名”；若是不“兴”，便是“哀莫大于心死”（《庄子·田子方》）。只要不心死就要兴，凡起住饮食无非兴也。吾人观乞者啼饥号寒，不禁惕然有动，此兴也，诗也，人之思无邪也。若转念他自他、我自我，彼之饥寒何与我？这便是思之邪，是心死矣。佛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楞严经》）学佛、学道，动辄曰我心如槁木死灰，岂非心死邪？岂不是断灭相？佛说：“于法不说断灭相。”（《金刚经》）
马先生之说，除“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仁之功也”一句欠通，其馀皆合理。文虽非甚佳，说理文亦只好如此，说理文太美反而往往使人难得其真义所在，如陆士衡《文赋》、刘彦和《文心雕龙》，因文章之煊赫反而忘其义之所在。
言字者，言语之精；言语者，文字之粗。平常是如此，但言语之功效并不减于文字。盖言语是有音色的，而文字则无之。禅家说法动曰亲见，故阿难讲经首曰“如是我闻”，是既负责又恳切。言语有音波，亦所以传音色，古诗无不入于歌，故诗是有音的。《汉志》记始皇焚书而《诗》传于后，盖人民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马先生故曰“必假言说”，而不说文字也。言语者，有生命的文字；文字者，是雅的语言。马先生说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章实斋先生所说纵横家者流，乃诗之流弊。
诗是引人向上的，故一民族之强弱盛衰可自文学中看出。英国之伟大不在属地遍全球，而在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之多，其衰老亦不自此次大战看出，自其文学已看出，维多利亚而后便无大诗人出现。而中国民族之所以堕落，便因其诗堕落腐烂。“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题鹤林寺僧舍》）诗是唐人味，但我们不该欣赏这种诗；这种境界可以有，但我们不配过这种生活。如领袖人物一天忙于国家之事，要说两句这样诗还可以。我们常人已经太闲了，再闲更成软体了。
中国有所谓“诗教”，然余之意，不在诗教，而在诗义。（其实古所谓“教”即含有“义”，天地间必含有诗义。）吟风弄月、发愤使情皆非诗义，诗是使人向上的、向前的、光明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皆此意，但皆不及《礼运》之大。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力量究竟有多么大，便因没试过。没力可卖了，算了。力，有一分力便要尽一分力，不必问为谁。一切诗人皆是如此。写诗不必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白乐天发俗，自己将自己诗写成若干乃藏于各庙。诗人该是无所为而为，这便是“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只要将我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便完了，不必为己，甚至不必为人。只要把我自己力量发挥了，理想实现了，不必为己。若明白此道理，虽作不出一句合平仄的诗，但行住坐卧无时不是诗。否则，即使每日为诗，也仍不是诗人，似诗人，似即似，是则非是。今日所说是第一义，大上乘。
东坡有对曰：“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诗经》又有“四始”之说，其说始自司马迁。
“四始”：《关雎》，风之始；
《鹿鸣》，小雅之始；
《文王》，大雅之始；
《清庙》，颂之始。
司马氏《史记》是诗，而司马氏对《诗》之功夫并不深。马主孔子删诗，班氏则否。“四始”之如此排列，不知当初编辑《诗经》之人是否其先后次序含有等级之意？余以为虽然似乎有意，亦似无意，实在有意、无意之间。
《诗经》又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六义：风、雅、颂（以体分）
赋、比、兴（以作法分，颂中多赋，比、兴最少）
先看风、雅、颂。
何为风？《诗序》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冲这，就不是子夏的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此虽非至理而是事实。至于风，即是风，风土之风。家有家风，校有校风。国风代表一国民风，故谓之风。“《关雎》，后妃之德。”冲这，毛氏就该杀。原为民间歌谣，何有风化、风（讽）刺之说？
雅，正。或谓雅是贵族的。（门阀、门第，又为知识阶级。）太炎先生之意不然，曰：雅、疋、乌通，故雅训乌。李斯《谏逐客书》及杨恽《报孙会宗书》皆言及“秦声乌乌”。周之镐京，今之长安，秦之咸阳，故正即秦声，谓镐京左右之歌也。聊备一格。（如二达子吃螺蛳……）大小雅之分别，即如“大”、“小”二字之分。大雅贵族气，较深。
颂，功德。祭祀歌颂鬼神功德，故颂与鬼神有关。梁任公说：颂、容古通。皆从公。容，形、貌，舞。风、雅，歌诗；颂，舞诗。歌诗咏其声，舞诗欢其容。
总而言之：风，大体是民间文学，亦有居官者之作；雅，贵族文学；颂，庙堂文学。以有生气、动人而言，风居首，雅次之，颂又次之。以典雅肃穆论，颂居首，雅次之，风又次之。
再说赋、比、兴。
赋，第一，铺、陈、张；第二，敷、布（布，犹铺也）。直陈其事谓之赋。铺张与夸大又有不同。“周馀黎民，靡有孑遗”（《诗经·大雅·云汉》），此是夸大，不是铺张。汉赋《二京》《羽猎》，铺张。
比，朱子曰：“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朱子以凡物、事（诗旨）之有相类者谓之比。“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诗经·周南·螽斯》），朱注：“比也。”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正比；“相鼠有皮，人而无仪”（《诗经·鄘风·相鼠》），反比。
兴，郑康成说：“兴者，托事于物。”如郑氏所言，是比而非兴。前人讲赋、比、兴，往往将“兴”讲成“比”，毛、郑俱犯此病。毛、郑传诗虽说赋、比、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盖汉儒师说即于比、赋二者亦别之不清。）有的人自己有思想而不能研究别人学说，结果是武断；又有人能研究古人学说而自己无主见，结果是盲从。（胆小是好，如作文细。然有时胆小使人不敢说话。）刘彦和既不武断又不盲从，然其说比、兴亦不甚明白：“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文心雕龙·比兴》）情是自己诗心，起情，引起自己诗心。唐孔颖达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毛诗正义》）朱熹则说：“兴者，托物兴辞。”“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后。”（《诗集传》）事，诗；声，也是诗，而何以一谓之事，一谓之声？事是本文，声非本文。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所见所闻，是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事，前后无连贯，以声引其事。（《桃夭》《相鼠》则前后文有关，是比。）
《关雎》一首，毛传曰：“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雎鸠，王雎，“王”，盖有大意；“挚”，郑笺训“至”。“挚”，诚也，厚也。鸟类雌雄多挚，不独雎鸠。夫妇有别，相敬如宾。夫妇不忠不相亲患不相敬。人有后天修养，当易做到。鸟则不然。有别，是别人教的，还是自己修养的？何谓“有别”？何谓“无别”？汉儒就不明白孔子“《关雎》乐而不淫”（《论语·八佾》）的一句话。若依毛诗之说，则此诗乃比而非兴矣。推其意，盖文中所谓譬喻曰比，其用于开端者曰兴。
兴绝不是比。“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清平调三首》），诗人的联想，比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诗说“兴也”，后来都讲成兴了，实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绝无关系。
兴是无意，比是有意，不一样。既曰无意，则兴与下二句无联络（然此所谓“无联络”，是意义上无关），既无联络何以写在一起？此乃以兴为引子，引起下两句，犹如语录说“话头”（禅家说“话头”，指有名的话，近似proof），借此引出一段话来。然“兴”虽近似introductory、引子、话头，但introductory尚与下面有联络，“兴”则不当有联络。（宋代的平话如《五代史平话》，往往在一段开端有一片话头与后来无关，这极近乎“兴”。元曲中有“楔子”，金圣叹说“以物出物”。）此种作法最古为《诗》，《诗经》而后即不复见，但未灭亡，在儿歌童谣中至今尚保存此种形式（在外国似乎没有）：
小白鸡上柴火垛，没娘的孩子怎么过。（兴也）
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
兴是无意，说不上好坏，不过是为凑韵，不使下面的话太突然。
《中庸》有言：
《诗》曰：“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也。（卅三章）
褧（褧、通用）是一种轻纱，锦自内可以透出。中国所以尚珠玉而不喜钻石也，皆是“衣锦尚褧”。所谓谦恭、客气、面子，皆由此之流弊。客气，不好意思，岂非不是“思无邪”了吗？不然，人生就是矛盾的，在矛盾中产生了谦恭、客气、面子、不好意思，而有“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的情形。兴就好比锦外之褧。又庄子曰：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庄子·外物》）
正好是兴：筌非鱼，筌所以得鱼，得鱼而忘筌。
兴，妙不可言也。
夫子说“诗可以兴”，以兴诗外之物。今余讲“兴”亦说“兴者，起也”，此起诗之本身也。夫子说的“兴”是功用，今所说“兴”是作法。
兴，独以“三百篇”最多。后来之诗只有赋、比而无兴，即《离骚》、“十九首”皆几乎无兴矣。
总而言之：直陈其事，赋也；能近取譬，比也（比喻）；挹彼注兹，兴也。（“注”字用得不好。）
《诗》之由来：
《礼记·王制》：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郑氏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郑氏注恐怕不对。陈者，列也，呈也。《汉书·食货志》云：
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
古之诗不但是看的，而且是听的。“师”，有乐官的意思。如，晋师旷，瞽者，乐官，即称师。又如，鲁大师挚，大师，乐官首领，故称大师。“行人”，亦官名。
《周礼·春官·宗伯》：
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胡适之先主张实验哲学、怀疑态度、科学精神，颇推崇崔述东壁。崔氏作有《读风偶识》，其书卷二《通论十三国风》有云：“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其实这话也不能成立。采诗并非一股脑儿收起来，要选其美好有关民风者，所以只九国有风有什么关系？
果然都是大师陈诗、瞽矇掌歌诗吗？也未必然。盖天下有所谓有心人、好事者，（不是庸人自扰，反是聪明才智之士扰得厉害，也就是不安分的人。）有心人似乎较好事者为好。歌谣不必在文字，祖先传之儿孙，甲地传之乙地，故人类不灭绝，歌谣便不灭亡。虽然，但可以因时而变化，新的起来便替了旧的。有心人将此种歌谣搜集笔录之乃成为书。凡诗篇《雅歌》及“诗三百篇”，皆是也。如此较上古口授更可传之久永了。无名氏作品之流传，大抵是有心、好事之人搜集，这是他个人的嗜好，不比后世邀名利之徒。此种有心人、好事者与社会之变化颇有关系，这样人生才有意义，才不是死水。谚语曰：“流水不腐。”此话甚好。人生是要有活动的，虽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未必现在就比古代文明。
孔子删诗：
此说在史书记载中寻不出确实的证据来。首记删诗者是《史记》，《汉志》虽未肯定孔子删诗，也还不脱《史记》影响。
《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汉书·艺文志》：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其下文还是受《史记》影响，还是经孔子的整理而成了三百五篇，但孔子自己没有提到，所以孔颖达说：不然，不然，孔子不曾删诗。孔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荀子、墨子亦尝言“诗三百”，不独孔夫子说“诗三百”，可知非孔子删后才称《诗》是“三百篇”。《史记》靠不住。班氏曰“纯取周诗”，而又曰“上采殷，下取鲁”，此言必有意义。或虽曰殷商，而周时尚皆流行。读《史记》可马虎，读《汉书》则不可。
《诗序》：大序、小序。
旧传是子夏所作，韩愈疑是汉儒所伪托。（有人说汉朝尊崇儒术，其损害书籍甚于秦始皇之焚书。经有今、古文之分，古文多是汉人伪造，以伪乱真，为害甚大。）
《后汉书·卫宏（敬仲）传》：
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试看《诗序》之穿凿附会，死于句下，绝非孔门高弟子夏所为。孔门诗法重在兴，由“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说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兼士先生说不要腾空，腾空是“即此物、非此物”。苦水为之解，即禅宗所谓“即此物，离此物”。孔子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说到“绘事后素”，岂非“即此物、离此物”？适之先生说，中国从周秦诸子以后到有禅宗以前，没有一个有思想的。这话也还有道理，其中汉朝一个王充算是有思想的，也不过如是而已，不过还老实，还不太臆说。汉儒的训诂尚有其价值，不过也未免沾滞，未免死于句下。及其释经，则十九穿凿附会。
何谓“大序”、“小序”？
宋程大昌《考古编》曰：
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
又曰：
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则序文之下，毛公亦应时有训释。今惟郑氏有之，而毛无一语，故知宏序必出毛后也。
程氏此说甚明，其所谓“大序”之为何。（宋人主张大半如是。）虽说“小序”非子夏所作，却也未说定。总之，在汉以前就有，也未必一定非子夏所作。说是卫宏作也未说全是卫宏所作，不敢完全推翻《诗序》。毛诗郑笺，毛诗当西汉末王莽初年有之，卫宏说是子夏作，郑笺便也以为是子夏作，汉儒注诗者甚多，但传者只毛诗郑笺。然程氏终以为“小序”（即所谓古序）虽不出于子夏，要是汉以前之作，其意盖以《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之诗虽亡，而“小序”仍存，必古序也。以宏生诗亡之后，既未见诗，亦无由伪托其序耳。其实愈是没有诗，愈好作伪序，死无对证，说皆由我。余绝对不承认。《诗序》必是低能的汉人所作。
诗传：传，去声。
《春秋经》有左氏、公羊、穀梁三传。传（音撰）者，传（音船）也（传于后世）。传（音撰）者，说明也，经简而传繁，固然之理耳。“春秋三传”是说明其事。如《春秋经》“郑伯克段于鄢”，《传》一一释之，孰为“郑伯”，孰为“段”，为何“克”，如何于“鄢”。《诗序》则不然。《诗》非史，不能说事实，而是传其义理。至汉而后，《诗》有传。
西汉作传者，有三家，《史记·儒林列传》谓：
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婴）。
《汉书·艺文志》云：
鲁申公为《诗》训故[3]，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
“申公”，《史记》作“申培公”；“辕固”，《史记》作“辕固生”；韩生名婴，汉燕王太傅。（训诂释“字”，传释“义”。）
“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唐颜师古注：“与不得已者言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也。”“取春秋，采杂说”，《春秋》言及《诗》者甚少，疑当为《春秋左氏传》。惟《左传》谈《诗》多断章取义，不可凭信。左氏谈《诗》于原文多不可通。
班固对于《诗》定下过大功夫，汉儒说《诗》，班固较明白。班氏天才虽不及马，而对“三百篇”之功夫真深于马。马是诗人，班是学者，《史记》之了不起在“纪传”，《汉书》之所以了不起在“志”。班氏真通《诗》，《艺文志》《地理志》《食货志》诸“志”皆以《诗》解之，可见《诗》无处不在。
此一段中，要着眼在“不得已”三字，诗人作诗皆要知其有不得已者也。“不得已”，不为威胁利诱；“不得已”，是内心的需要，如饥思食，如渴思饮。必须内心有所需求，才能写出真的诗来，不论其形式是诗与否。文学作品中多有“诗”的成分，如《左传》《庄子》。声韵格律是狭义的诗；广义的诗，凡真实之作品皆是诗。了解古人诗最要是了解古人内心的需要。有时客观条件，非需要。而非内心需要则写亦不能是诗。诗人绝不写应景文字。
班固所谓“本义”与“不得已”，即孟子所言“志”，余常说之“诗心”。
有关毛传，《汉书·艺文志》云：
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可见班固并不承认毛公之学传于子夏。由“自谓”二字，可知班固下字颇有分寸，不似太史公之主观、之以文为史，虽然不是完全不顾事实，却每为行文之便歪曲了事实，固则比较慎重。
毛诗列于学官，在西汉之季。陈奂《诗毛氏传疏》云：
平帝末，得立学官，遂遭新祸。
毛诗大盛于东汉之季。《后汉书》：“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毛传郑笺）
齐、鲁、韩三家之衰亡：齐亡于汉，鲁亡于（曹）魏，韩亡于隋唐（韩诗尚传《韩诗外传》，既曰外传，当有内传，外传以事为主，不以诗为主）。自是而后，说诗者乃惟知毛诗之学。至宋，欧阳修作《诗本义》，始攻毛、郑。朱子作《诗集传》，既不信小序，亦不以毛、郑为指归也。朱子之前，无敢不遵小序者，皆累于圣门之说。
中国两千年被毛、郑弄得乌烟瘴气，到朱子才微放光明。但人每拘于“诗经”二字，便不敢越一步，讲成了死的。《诗经》本是诗的不祧之祖，既治诗不可不讲究。余读《诗》与历来经师看法不同，看是看的“诗”，不是“经”。因为以《诗》为经，所以欧、朱虽不信小序，但到《周南》打不破王化，说《关雎》打不破后妃之德，仍然不成。我们今日要完全抛开了“经”，专就“诗”来看，就是孟子说的“以意逆志”。
孔子说《诗》有不同两处说“兴”，又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汉儒之说《诗》真是孟子所谓“固哉，高叟之为诗也”（《孟子·告子下》），“固”是与“兴”正对的。孔子之所谓“兴”，汉儒直未梦见哉！孔夫子又非孟子之客观，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而是“即此物、离此物”，“即此诗、非此诗”。孔夫子既非主观又非客观，而是鸟瞰，bird’s view。因为跳出其外，才能看到此物之气象（精神）————诚于中形于外，此之谓气象。（见静安先生《人间词话》。）
某书说相随心转，的确如此。英国王尔德（Wilde）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讲，一美男子杜莲·格莱[4]（Dorian Gray）努力要保自己不老，果得驻颜术。二十馀岁时，有人为其画一像，极逼似，藏于密室。后曾杀人放火，偶至密室，见像，陡觉面貌变老，极凶恶，怒而刃像之胸，而此princely charming之美男子亦死。第二日，人见一老人刃胸而死，见其遗像始知即杜莲·格莱。
凡作精美之诗者必是小器人，narrow minded，如孟襄阳、柳子厚，诗虽精美，但是小器。要了解气象，整个的，只有鸟瞰才可。孔夫子看法真高，诗心，气象。汉儒训诂，名物愈细，气象愈远。
“三百篇”之好，因其作诗并非欲博得诗人之招牌，其作诗之用意如班氏所云之有“其本义”及“不得已”，此孔子所谓“思无邪”。后之诗人都被“风流”害尽。“风流”本当与“蕴藉”连在一起，然后人抹杀“蕴藉”，一味“风流”。
程子解释“思无邪”最好。程子云：
思无邪者，诚也。
《中庸》廿五章曰：“不诚无物。”“三百篇”最是实，后来之诗人皆不实，不实则伪。既有伪人，必有伪诗。伪者也，貌似而实非，虽调平仄、用韵而无真感情。刘彦和《文心雕龙·情采》篇曰：古来人作文是“为情而造文”，后人作文是“为文而造情”。为文而造情，岂得称之曰真实？无班氏所云之诗人之“本义”与“不得已”。所以班、刘之言不一，而其意相通。后来诗人多酬酢之作，而“三百篇”绝无此种情形。三百篇中除四五篇有作者可考外，馀皆不悉作者姓名。
古代之诗，非是写于纸上，而是唱在口里。《汉书·艺文志》曰：“讽诵不独在竹帛。”既是众口流传，所以不能一成而不变（或有改动）。上一代流传至下一代，遇有天才之诗人必多更动，愈流传至后世，其作品愈美、愈完善，此就时间而言也。并且，就地方而言，由甲地流传至乙地，亦有天才诗人之修正及更改。“诗三百篇”即是由此而成。俗语云“一人不及二人智”，后之天才诗人虽有好诗，而不足与《诗经》比者，即以此故也。（尤其是《诗经》中之《国风》，各地之风情。民谣正好是风。风者，流动，由此至彼，民间之风俗也。）以上乃是“诗三百篇”可贵之一也。
每人之诗皆具其独有之风格（个性），不相混淆。“三百篇”则不然，无个性，因其时间、空间之流传，由多人修正而成。故曰：三百篇中若谓一篇代表一人，不若谓其代表一时代、一区域、一民族，因其中每一篇可代表集团。集团者，通力合作也。
注释
[1]“志气”二字，与下文之“得失”、“而不流”诸字，原笔记均外加方框，以示强调。
[2]此表述与原文有异。《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3]故、诂，二字通。齐、鲁、韩三家，重文字训故。
[4]今多译为道林·格雷。下同。
二、说《周南》
“周南”，“南”，有二说：
一说：南，地名，南是南国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鲁说曰：‘古之周南，即今之洛阳。’又曰：‘自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也。’”马瑞辰《周南召南考》：“周、召分陕，以今陕州之陕原为断，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乃诗不系以陕东、陕西，而各系以‘南’者，‘南’盖商世诸侯之国名也。《水经·江水注》引《韩诗序》曰：‘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是韩诗以二南为国名矣。’”
二说：南，乐名。宋程大昌《考古编》以南为乐名，取证于《诗经·小雅·钟鼓》篇之“以雅以南”。
二说似不能并存，然若以南乐出于二南，则二说皆可成立，归而为一，如二黄（二簧）出二黄之间者。
（一）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三章，首章四句；后二章，章八句。毛诗以为五章，章四句，非也。
《关雎》字义：
首章：“关关雎鸠”，“关关”，一作“”，象其声也。“在河之洲”，“洲”，一作“州”，原为，后重为，上下像流水，中间像陆地，故曰“水中可居”（许慎《说文解字》）。“洲”系后来之字。（洲、燃、曝，皆后来之字，原作州、然、暴。）“关关”，是谐声，“州”字是象形。“窈窕淑女”，“窈窕”，《晋书·皇后传》注作“苗条”，此非德性之美，只是言形体之美，如“子慕予兮善窈窕”（屈原《九歌·山鬼》），非毛传幽闲（闲、娴通用）之谓也。中国字有本义，有反训。如“乱臣十人”（《尚书·泰誓》），“乱”，治也，言有能治乱。“君子好逑”，“逑”，一作“仇”。《左传》：“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妃，音配，配也、合也；耦，偶也，couple。“怨耦曰仇”，是“仇”之本义。此处“好逑”是反训。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兴也，introductory。上下无关之为兴，因彼及此之谓比。王雎雌雄有别，人何以知以雎比人？岂非比而为兴？故此实只是兴，凑韵而已。
二章：“参差荇菜”，“参差”，不齐也，双声字。杜诗《曲江对雨》“水荇牵风翠带长”（荇，水上之荇自水中直长到水面，玉泉山有之）。“左右流之”，“流”，《尔雅·释言》：“流，求也。”非也，就是流，不必作求解。“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句好。或曰“左右流之”言侍妾，非也。仍是兴，与下无关。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毛传：“思之也。”“思服”之“思”为语助词（助动词）。（何不说“思”是动词，“服”是语助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
三章：“琴瑟友之”，“琴瑟”，乐器；“钟鼓乐之”，既曰乐，取其和。乐者和音，琴瑟，古雅之乐，尤和谐。
“左右芼之”，“芼”，一作“覒”。毛传“择之”，朱注谓烹。今俗有“用开水芼一芼”之说，但“左右芼之”则不通。故“芼”者，“斟酌取之”之意，亦非采后更择之，而当采时斟酌取之也。（诗词中挑菜，俗称打野菜之意。）“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乐以宣情，故悲哀之时乐不能和，心情浓烈之时不能以喜乐宣出，故以“钟鼓乐之”也。古人之言，井然有次。
余以为此篇乃虚拟之辞（假设也）。或谓此系咏结婚者，故喜联常用。余以为不然，此相思之辞。“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写实也。“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言得淑女之后必如是也。
《关雎》诗旨：
1.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2.《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3.鲁说：毕公所作，以刺康王。康王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
4.韩说：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
5.朱子说：周子文王有圣德，又得淑女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娴）、贞静之德，故作是诗。
6.清方玉润说：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婚）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卿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焉。然非文王、太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成归于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也邪？
除了第一条外，皆如云雾。
盖六朝唐宋而后，有思想者皆遁而之禅，故无人打破此种学说。《宗门武库》载：王安石问某公，何以孔孟之学韩愈以后遂绝？公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入佛门中来。汉以后有文学天才者多专于治诗文，有思想（研究哲学）者多逃于禅，故经师无大思想家。（实则经学大部分仍是文学、哲学之相合。）
汉儒说“《关雎》，后妃之德也”，真是一阵大雾，闹得昏天暗地。后妃，文王之妃也。《周南》十一篇说到女性，《诗序》都说是后妃、“王化”、“上以风化下”之谓也，《周南》是王化之始。余曰：“既曰王化，当以文王为主，何以先说后妃，置文王于何地？”孔子并未尝说君子为文王，淑女为太姒（后妃）。孔子极崇拜文王，若是，安有不说之理？可知君子、淑女并非专指，而为代名（通称），不必指其名以实之。《诗序》又说：“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简直是在降雾。淫，溺也，酒淫、书淫，过甚之意。淫与色连用，《诗序》误之始也，生生把字给讲坏了。孔子谓“《关雎》乐而不淫”，“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即最大乐。淫，乃过也、过甚之意。《诗序》讲作“不淫其色”，太不对。鲁、韩二家不传，似觉有憾；今就其传者观之，并不及毛高。韩说盖亦将淫连于色，故曰“内倾于色”。淫之言色，盖出于《小尔雅》（此书亦汉儒所作），“男女不以礼交谓之淫”（《广义》）。大错，大错。《关雎》一诗，本系文随字顺，很明白的事，让汉儒弄糊涂了。“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二句，其哀可知。而《诗序》曰“哀窈窕”，哀虽可训为“思”，但夫子所谓“哀而不伤”，若哀训为思，则“思而不伤”作何解？故又曰“无伤善之心焉”。是作《诗序》者亦知孔子之说，却添字注经。“伤”，亦太过之意，故曰“哀而不伤”。
《诗序》绝非子夏之作。“《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老夫子已先言之矣，何尝说“后妃之德”？子夏圣门高弟，若如此说，岂非该打？《诗序》作者大抵是卫宏，绝非子夏。
《诗序》最乱。欲讲《诗经》，首先宜打倒《诗序》。
所谓“鬼”者，即是传统糊涂思想之打不破的。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故佛说露出“自性圆明”（《圆觉经》）。圆者不缺，明者不昏，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者在此，故得配天、地为三才。鬼附体则自性失，成狂妄。最大的鬼是“传”（遗传：先天；传统习惯：后天）。
后人不敢反对汉儒，宋儒虽革命亦不敢完全推翻旧论。宋儒较有脑子，不取毛、郑，但仍不敢说是民间之作，摆不脱“后妃之德”，大雾仍未撤去，天地仍未开朗。朱子虽不赞成《诗序》，而仍指淑女、君子为后妃、文王。清方玉润也仍说是文王、太姒。比较起来，还是宋儒朱、程尚有明白话。情操是要求其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朱子之说似乎比《诗序》好，但也不通。太姒之来与宫中之人何关？清方玉润虽不信汉、宋之说，而脑中有鬼，打不破传统思想。彼以为咏初昏（婚），虽不对而尚近似；言文王、太姒之德，则全是鬼话矣。
汉儒、宋儒、清儒说经之大病，皆在求之过深、失之弥远，即孟子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孟子·离娄上》），而不明白“道不远人”（《中庸》）的道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即“道不远人”，即浅入深。桌子最平常，而无一日可离，此即其伟大；本为实用，便无秘密，若再深求之，则不免穿凿附会。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论语·阳货》）
什么水土生什么人物。托尔斯泰那一种只有生在俄国。孔子温柔敦厚，原本是教训人的话，而加上个“也欤”。“为”，治也。“正墙面而立”有二意：一是行不通，一是无所见。历来讲《周南》最大的错误就是将其中说到女性皆归之后妃，凡说到男性皆归之文王。这错误之始，恐即在毛公。《周南》是“风”，彼把“风”讲坏了。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诗序》），盖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君子”有二义：一指居上位，一指有德行。此处是第一义。此处本可通，但说“下以风刺上”，风刺是风刺过失，而风中亦有赞美功德者，当作何解？岂非不通？
虽然，余亦不敢自谓是贤于古人也。尼采（Nietzsche）说过：“我怎么这么聪明啊！”（《瞧！这个人》）尼采极聪明，作有Thus Spake Zarathustra（Thus Spake，如此说、如是说），反耶教最甚，是怪物。他可以如此说，余则绝不肯。
（二）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葛覃》三章，章六句。
后来之诗，韵相连。此《葛覃》中韵有间断者，如首章“施于中谷”、“集于灌木”，“谷”、“木”，叶；而“维叶萋萋”、“黄鸟于飞”、“其鸣喈喈”，“萋”、“飞”、“喈”，又叶，颇似西洋诗。
首章：“葛之覃兮”，“覃”，毛传：“延也。”按：延，引蔓之意。“施”，毛传：“移也。”按：“施”，即“迤”字，迤逦（）之“迤”。延、引、迤，双声。“中谷”，即谷中，犹中路、中逵即路中、逵中。
此章须注意语词。
语词、语助词，或曰助词，无意，仅是字音长短、轻重的区别。如也、邪、乎、于、哉、只、且。语词有三种：
1.句首：“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尚书·泰誓》）之“惟”字；“粤若稽古帝尧”（《尚书·尧典》）之“粤若”；“维叶萋萋”之“维”字。又如“夫”字。
2.句中：“葛之覃兮”、“施于（preposition，to）中谷”、“黄鸟于飞”之“之”字、“于”字。
3.句末：如“兮”、“耳”、“哉”。
语词之使用，乃中国古文与西文及现代文皆不同者。今天语体文则只剩了句末的语词。中国方字单音，极不易有弹性，所以能有弹性者，俱在语词用得得当。西文不止一音，故容易有弹性。“桌”，绝不如table好，“这是桌”就不如“这是张桌子”。此诗首章若去掉语词：
葛覃，施中谷，叶萋萋，黄鸟飞，集灌木，鸣喈喈。
那还成诗？诗要有弹性，去掉其弹性便不成诗。
诗到汉以后，已经与前不同。最古的诗是“三百篇”，其次有楚辞：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
试改为《诗经》语法：
高阳苗裔，皇考伯庸。
摄提孟陬，庚寅吾降。
将楚辞上的助词去掉以后，便完全失去了诗的美，这等于去掉了它的灵魂。可以说，助词是增加美文之“美”的。但是，楚辞助词用得最多，楚辞比“三百篇”还美吗？也未必。助词用得太多有缥缈之概，故可说：
如此说岂非“三百篇”不如楚辞？不然，不然。盖好花是浑的，白不止于白，红不止于红，不似“像生花”，白即白，红即红。真的莲花虽红，而不止于红，红是从里面透出来而其中包含许多东西，像生花绝不成。
鲁迅《彷徨》题词用《离骚》中四句：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若改为四言不好办，改为五言则甚易：
羲和令弭节，崦嵫望勿迫。
曼曼路修远，上下吾求索。
（曼，通漫，长也。）“古诗十九首”中无此佳句，不是改得好，原来就好。但如此改法即不说失了屈子的精神，也是失了屈子的风格。屈子本借助语词，故能缥缈无形，如云如烟。
诗之首章，毛传：“兴也。”余意不然。兴应该是毫无联络的，此处非也。“葛之覃兮”一章，非兴，赋也。看二章“为为绤，服之无”，可知矣。
二章：“维叶莫莫”，“莫莫”，毛传：“成就之貌。”《广雅·释训》：“莫莫，茂也。”按：莫与“漠”通，有广大之义。《汉书·扬雄传》“纷纷莫莫”，“莫莫”或作“缅缅”，声之转也。（莫、漠、寞，皆有广大之义。）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之“漠漠”、“缅想遥古”之“缅”，皆广远之义。鲁迅先生《彷徨》集中《示众》一篇写道：“寂静更见其深远了。”“深远”便是寞、漠漠，无边。字之形、音、义是一个，如：黑，模糊；白，清楚。楚辞《招隐士》“春草生兮萋萋”，“萋萋”，有新鲜之义。“漠漠”，其音亦广远。即模糊之“模”，亦有广远之义。前章“萋萋”是始生，此章“莫莫”是已茂，有次第。
三章：“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言”，毛传：“我也。”非是。《尔雅·释诂》：“言，间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间，谓间厕字句之中，犹今人言语助也。”陈奂《诗毛氏传疏》：“言字在句首者谓发声（inter），在句中者为语助（aux，adv）也。”陈奂处处尊毛，惟在此处不然。毛传最好以意为主，怎么合适怎么讲，其所谓合适，多半要不得。聪明差的人凭直觉最靠不住。余以为“言”与诗中之“以”用、“于”在[1]义同。《卷耳》“维以不永怀”之“以”字，无义，即“不永怀”。此“以”字与言、于、维，一义。此字在ㄧ纽[2]（影），ㄧ、ㄨ、ㄩ[3]三种声皆通，“维不永怀”、“于不永怀”、“言不永怀”，皆通。
诗传，齐、鲁、韩不传，检其零编断简，较之毛诗犹劣。盖毛之传亦似有公道者。
《白虎通·嫁娶》篇：“妇人所以有师氏何？学事人之道也。诗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汉人思想不清楚，训诂亦令人不敢相信，只是一部《论衡》还可看。）此诗为女子在嫁前于母家所作。在嫁前才有师氏，嫁后便无须师。
“言告言归”，“归”，犹“之子于归”（《诗经·周南·桃夭》）之“归”。
“薄污我私”，《后汉书》引作“薄言振之”。“薄”，注曰：“辞也。”“污”，毛传：“烦也。”郑笺：“烦，烦撋之。”梁阮孝绪《字略》：“烦撋，犹捼挱也。”按：捼，俗作挼。《说文》“捼”字下，徐灏注曰：“今俗作挼，非。”又按：“《字略》所谓捼挱，当即今俗字揉搓也。揉、捼，韵通。”（《说文解字注笺》）“私”，内衣。“衣”，外衣。
“归宁父母”，在“宁”字下，《说文》引作“以旻父母”，盖言出嫁后使父母放心，非探视父母之意也。
《葛覃》诗旨：
《诗序》曰：
《葛覃》，后妃之本也。
“本”字殊费解，或释为本性，或释为务本，皆牵强。姚际恒以为此“本”字“甚鹘突”（鹘突，俗作“糊涂”），是也。朱子以为所自作，亦武断。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鲁说：葛覃，恐失其时。”则此诗又女子未嫁时作也。
训诂、名物不能不通，盖古今异也。故先释字句而后言诗旨。
太史公《屈原列传》也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怒。”也未说是说的后妃、文王。《国风》本民间歌谣，何与文王、后妃？朱子不用《诗序》很有见地，而作《集传》仍然是用《诗序》，朱子言“小序亦不可尽弃”，可见仍然是用小序。鬼气未除，可说是阳违阴奉。
采葛纺织，此家家皆有、遍地都是之情形，何以见得是后妃？若是，则凡女子皆后妃矣。齐、鲁、韩三家早于《诗序》、毛诗，还未必如此鹘突，其可取处即不说文王、后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无高明见解，特将所佚三家诗搜辑于此，尚可靠。
前说即皆不是，尚有二问题：其一，已嫁自夫家归宁父母邪？抑或未嫁时宁父母邪？其二，或女性自作？或他人代作？问题在于第三章“师氏”。不过“归宁”历来皆误作嫁后用，余主张未嫁作，但已嫁也讲得通。
（三）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余初读此诗即受感动，但字句皆通，含义并不通，不能有比古人较好的解释，了解深，讲得不清。
《卷耳》字义：
首章：“采采卷耳”，“采采”，盛之貌，如《秦风·蒹葭》之“蒹葭采采”。毛传：“事采之也。”朱注：“非一采也。”“事采”恐怕也是“非一采”之意。事，事事。二动词连用，文字中常见，如：我说说、你听听，说说、听听，同一“说”、一“听”也。
“不盈顷筐”，“顷”，古“倾”字，倾斜之意，浅也。“筐”，古只作“匡”。“顷筐”，浅筐也。
“寘彼周行”，“周行”，大道。（“道”有二义：一道路之道，一道义之道。总之，道，人所由也。）如《小雅·大东》“行彼周行”、《唐风·杕杜》“生于道周”。诗中往往将字颠倒，置形容词（adj）于名词（n）之后。如，中路，路中也；中林，林中也；道周，周道、周行也。以诗证诗，“周行”，各处皆可作大道讲。毛诗、郑笺非也。
二章：“我马虺”，“虺”，一作；“”，一作颓。作“颓”好，一见便知有病态。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六字句、五字句，打破了四字规则，此中有弹性。整齐字句，表达心气和平时之情感；字句参差者，表现感情之冲动。（太白七古最能表现。）心气和平时，脉搏匀缓；感情冲动时，脉搏急而不匀。言为心声，信然！任其自然，字句参差便有弹性。
采耳之时，“酌彼金罍”，喝酒已怪；“我马虺”，骑马将马累病了，奇而又奇。二章言“不永怀”，三章言“不永伤”，“怀”尚含蓄，“伤”乃放声矣，音好。二章“我马虺”，“颓”，神气坏；三章“我马玄黄”，“玄黄”，皮毛不光泽；四章“我马瘏矣”，“瘏”，真不成了。末句“云何吁矣”，“吁”，一作“盱”，张目远望。《小雅·彼何人斯》：“云何其盱”，即是“云何吁矣”，可证“吁”当作“盱”。
诗真好，断章取义，句句皆通；合而言之，句句皆障。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恐亦此意。余之说，首章自言，次章、三章、四章代言。
《卷耳》诗旨：
1.《左传》说：“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杜预注：“周，徧也。诗人嗟叹，言我思得贤人，置之徧于列位。”（此说讲不通。）
2.《荀子·解蔽》说：“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故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倾，反复；贰，不专。）
3.《淮南子》说：“诗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以言慕远世也。”高诱注：“言我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诚古之贤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远也。”
4.《诗序》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
5.欧阳修《诗本义》说：“后妃以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贤之难得。因物托意，讽其君子。”
6.朱熹《诗集传》说：“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按：朱子以第二章以下皆为后妃自谓。明杨用修驳之，谓：“‘陟彼崔嵬’下三章，以为托言，亦有病。妇人思夫，而却陟冈、饮酒（此岂女子所为）、携仆、望砠。虽曰言之，亦伤于大义矣。”（《升庵诗话》）
7.杨用修《升庵诗话》说：“原诗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冈’者，文王陟之也。‘马玄黄’者，文王之马也。‘仆痡’者，文王之仆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忧也。盖身在闺门，而思在道途。”
8.崔述《读风偶识》说：“此六‘我’字，仍当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则不可；我其夫，则可尊之也、亲之也。”
前三说虽欠善，然而乃引诗以成己之义，犹可说也。《诗序》之说，乃大刺谬。古之女子与男子界限极严，何以后妃能求贤审官？若是，则文王是做什么的？欧阳修虽不信《诗序》，也落在其圈套中，脱不开后妃、文王。朱子说“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大概对。
（四）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首章：“南有樛木”，“南”，国名。“樛木”，本或作朻木。毛传：“木下曲曰樛。”按：“右文”例，凡从“翏”及“丩”之字，皆多半有曲意。如：绸缪、谬误、纷纠。
“葛藟累之”，“藟”，本或作虆。按：虆今省作累，犹雧省作集也。累，犹系也。
“乐只君子”，“只”，助词，犹哉也。
“福履绥之”，“履”，陈奂曰：“其字作履，其意为禄，同部假借。”（《诗毛氏传疏》）
二章：“葛藟荒之”，“荒”，《尔雅·释言》“蒙”、“荒”同训“奄”。按：“奄”与“掩”、“罨”古通，故“荒”有“罨”意。陶诗：“灌木荒余宅”（《饮酒二十首》其十五），是此“荒”字之义也。
“福履将之”，“将”，《说文》：“将，扶也。”将，“”之假也。凡“将”在《诗》中，训作“扶助”，皆当作“”。将，《说文》训“帅”。（、扶、将、帅，后来混用）
此前《关雎》《葛覃》《卷耳》三篇皆咏女子，此篇《樛木》咏男子。
诗中每有各章句法相同，惟换一二字者，此一二字盖皆有义者，多是自小而大、自浅而深、由低而高、由简而繁。本篇：
葛藟累之 荒之 萦之
福履绥之 将之 成之
此是何等手段————技术！只调换一字半字，而面目绝乎不同，极有次第。盖古人识字多，认字认得清，用得恰当。至于今之白话诗，则尚差得远，用字甚狭。
（五）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旧注多谓是草虫名。按：“螽”是名，“斯”是语词，不应混为一名。又或训“斯”为分裂，犹谬。诗中如“弁彼鸒斯”（《小雅·小弁》）、“菀彼柳斯”（《小雅·菀柳》）、“彼何人斯”、（《小雅·何人斯》），“斯”皆语助也。余疑“斯”犹“子”，桌子、椅子、杠子，“子”语词。“子”、“斯”皆齿音。“斧以斯之”（《陈风·墓门》），毛诗确是训分裂，但此处不然。
“诜诜兮”，“诜诜”，诸家皆从毛传训众多。“薨薨”、“揖揖”，亦皆训多。非也。若是如此，螽斯可矣，何必要羽？余谓“诜诜”、“薨薨”、“揖揖”，皆羽声。诜、薨、揖，皆因声取义，所谓“形声字”也，如口语之丁零当啷、噼里啪啦，无一定之字。唐诗“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韦承庆《南行别弟》）之“澹澹”、“悠悠”，元曲中之“赤律律”、“花剌剌”、“忽鲁鲁”……此种形声字能增加文字之美与生动。
毛传说本篇是赞美德行。“德行”，字好。夫妇之道，人伦之始。先说男性、女性之美，而后即说其子孙之旺盛，此moral nature，看似极俗，实则天经地义，人类之无灭绝以此。
（六）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夭夭”，毛传：“夭夭，其少壮也。”按，夭夭，只是少好之意。（夭亡、夭折，夭，少之义。）《说文》引作“枖枖”，又作“”。马瑞辰以“枖”为本字，而以“夭”为假借，恐非，“夭”当是本字。“夭夭”既为少好，后人以《诗》用以属桃，遂加木旁耳（卓、桌、槕，乔、桥，皆后加旁。）“夭夭”，说“少壮”，不如从朱注是“少好”，夭有美好之意。（《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此“夭夭如也”之“夭”，讲作“和”。）
桃有薄命花之名，岂为其花不长而颜色娇艳邪？并非如此。盖桃花既老，很少花果，桃三杏四梨五年，桃三年即花，年愈少花果益盛，五六年最盛，俟其既老不花，无用，便作薪樵，曰薄命花言寿命短也。诗人不但博物（“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格物（通乎物之情理）。若我辈游山见小草，虽见其形而不知即吾人常读之某字，此连博物也不够。诗人不但识其名，而且了解其生活情形。诗人是与天地日月同心的，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日月无不照临，故诗人博物且格物。《桃夭》即是如此，诗人不但知其形、识其名，且能知其性情、品格、生活状况。
杜甫《绝句》有云：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
“花欲然”即“灼灼其华”。然，通“燃”，灼灼之意。红色有燃烧之象，“灼灼”，光明，有光必有热。桃花的精力是开花才茂盛。“夭夭”乃少好之意，少好的反面是老丑，故此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外表是言桃花之红，内含之义是指少壮之精力足，故开花盛艳，“灼灼其华”必是“夭夭”之桃。
不但创作要有文心，即欣赏也要文心。说话要十二分的负责。凡用字要彻底地了解字义，否则言不由衷（衷，中也），此种作品是无生命的。比利时梅特林克（Eterlinck）之六幕剧《青鸟》中说指头是糖做的，折了又长。这是他的幻想，但这还是由事实而来的。糖又长出————木折仍能长。必要博物、格物，方才能有创作，方才有幻想。所谓抄袭、因袭、模仿，皆非创作。“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必是诗人亲切的感觉。
近体诗讲平仄、讲格律，优美的音韵固可由平仄、音律而成，但平仄、格律不一定音韵好。词调相同，稼轩词，高唱入云，风雷俱出；梦窗词则喑哑，故不能一定信格律。至于古诗，诗不限句，句不限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不但响亮而且鲜明，音节好。鲜明，常说鲜明是颜色，而诗歌令人读之，一闻其声，如见其形，即是鲜明。要紧的是鲜明；但若不求鲜明独求响亮，便“左”。左矣，不得其中道。对其物有清楚的认识，有亲切的体会，故能鲜明且响亮。对物了解不清楚的，不要用。
“有蕡其实”，“蕡”，毛传：“实貌。”马瑞辰以为“颁”之假。颁，《说文》训大首，又与“坟”通，坟亦大也。颁、般、坟，轻重有不同。
“桃之夭夭”三章，说得颇有层次。
桃：一华，二实，三叶。此中有深浅层次：华好；没华，实好；没实，叶好；没叶，树还好————真是诗人。
之子：一室家，二家室，三家人。“桃之夭夭”是比兴“之子于归”；“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是依次言之；“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是反复言之。西洋人管初生婴儿叫new-comer、stranger。新妇到夫家，也恰可说是new-comer、stranger。若宜便好，不宜便糟。“宜”最要紧，故再三反复言之。
（七）兔罝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罝》三章，章四句。
《兔罝》字义：
首章：“肃肃兔罝”，“肃肃”，毛传：“敬也。”郑笺：“鄙贱之事，犹能恭敬。”非也。《豳风·七月》：“九月肃霜”，毛传训“肃”为“缩”，马瑞辰遂释“肃肃”为“缩缩”，且曰：“缩缩为兔罝结绳之状。”按：肃即严肃之肃，不必作“缩”解。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为是说得美。“肃肃兔罝”，“兔罝”，乃兔网，是物，不是指事，也非指人，肃即严肃意。罝兔“肃”作甚？非新整之网，捕不了也。
“赳赳武夫”，“赳赳”，通本作“纠纠”，“纠”字误。《诗》中赞美之人无论男女皆是健壮的，不是病态的。如说男子“颜如渥丹”（《秦风·终南》）、“赳赳武夫”，说女子“硕人其颀”（《卫风·硕人》）、“颀大且卷”（《陈风·泽陂》）。
“公侯干城”，“公侯”，代表国家；“干城”，毛传：“干，扞也。”扞，或作捍，卫也。若说“干”是“扞”，文法不足。朱子《诗集传》：“干，盾也。”朱意为长。
次章：“施于中逵”，“施”，音尸，不必音移，布也，张也。
“公侯好仇”，“好仇”，毛无传。郑笺云：“敌国有来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此说甚迂回而难通。敌国来侵，自当抵御，顾可以和为贤邪？朱子《诗集传》训“仇”为“逑”，得之。盖逑、仇皆为好匹，犹言同志、同心云尔。
《兔罝》诗旨：
《诗序》谓《兔罝》为“后妃之化也”，谬甚。后妃，女子，位中宫，其化乃能及于罝兔之人邪？（岂有此理，真是“神了”！）
总之，此篇所咏之主人翁是男子，是罝兔者。或男子作，咏其友；或女子作，咏其夫、其友。
痴人前不得说梦。毛、郑一般人简直不懂什么叫诗。
“三百篇”是诗的不祧之祖。《兔罝》首章四句：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字字响亮。
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
（韩退之《咏雪赠张籍》）
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
（苏东坡《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一）
退之两句虽然笨，但念起来有劲，比东坡两句还好一点儿。东坡两句则似散文，不像诗，念不着。东坡“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两句，并非不是、不真、不深，苦于不好，奈何？《诗经·小雅·采薇》之“雨雪霏霏”，看字形便好。不是霰，不是雾，非雪不成。（“三百篇”只可以说是“运会”。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大诗人，因为不是诗的时代。）杜甫《对雪》云：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此二句真横，有劲而生动（“乱云低薄暮”较“急雪舞回风”更有劲）。他人苦于力量不足，老杜则有馀。退之“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二句，微有此意，但有力而无韵，有力所以工于锤炼，而无老杜之生动。
名词（具体） 形容词
动词（动作） 副词
词类之产生，乃先有名词，而后有形容词，而后有动词，而后有副词。老杜四个形容词（乱、薄、急、回）、两个动词（低、舞），用得真好。“急雪舞回风”之“急”字、“舞”字、“回”字出于“雨雪霏霏”。（老杜《曲江对雨》“水荇牵风翠带长”之“牵”字、之“长”字，由《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之“流”出。）诗也如花，当含苞半开时甚好，但老杜是全放。老杜真横。
诗到后来愈巧愈薄，事倍而功不半。《红楼梦》香菱与黛玉学诗，举放翁“古砚微凹聚墨多”（《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此种断不可学。《红楼梦》作者的诗虽不高明，但是感觉灵敏，有天才，所以说的是。放翁的诗和东坡两句一类，不可学它。写诗也莫太想得深，以至于能入而不能出。
退之“盘马弯弓惜不发”（《雉带箭》），虽笨，但有劲。一发必中，中必动，动必死。若一箭把鸟打死，便没意思。唐人诗“万木无声待雨来”，又“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哪句好？第一句实在比第二句好，雨真下来，就没意思了。
有人说砍头是头落地后尚有感觉，最痛苦。那谁也没试验过，不过想当然耳，到那时就完了。最苦的是从宣布死刑到入刑场。旧俄安特列夫[4]（Andreev）的《七个被绞死的人》，七个人其中五个青年志士，一个杀人凶手，一个江洋大盗，在被绞死之前，有的不在乎，有的心中怕极，简直是心理的分析，纯文艺。
（八）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好诗！不是荡气回肠。“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杜甫《对雪》），三杯好酒下肚，便折腾起来，后人做到便算不错。“十九首”有许多如此，如“服食求神仙”（《驱车上东门》）。“三百篇”则不然，这真是温柔敦厚，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美德。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小雅·采薇》）
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昨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
（汉代古诗）
说雪，第一是“诗三百篇”，其次便是这首古诗。“三百篇”是主观的，说自己；古诗是客观的，说的是别人，但也仍然是表现自己的情绪。打开四言、五言的界限，也未必“三百篇”高于汉人的古诗。若老杜的“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只能说他有感，不能说他有情。至末两句：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这两句言情倒不能说他不真，但说他兄弟手足之情总该厚于朋友，而他这诗让人读来却远不及汉人之“昨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感人深，此即老杜之失败。老杜说雪没有自己，说自己的情感又忘了雪，所以不成。汉人两句诗，雪中有情，情中有雪，虽止两句却包括净尽。
文学绝不能专以描写为能事，若只求描写之工而不参入自己，没有自己的情感，便好也只是照相而已，算不得好诗。极力描写不留馀地与读者去想，岂非把读者都看成低能了吗？“急雪舞回风”，把雪形容尽致；“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更刻画得厉害，却更无馀味。“三百篇”之描写便只“依依”与“霏霏”矣。古诗只说“风雪”，更不说是怎样的风雪，却让我们慢慢去想。东坡的“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虽写得情景逼真，却没些子“韵”，再好也是匠艺。看那四句古诗，多有韵。
《汉广》便是好在“韵”：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一唱三叹，仍是心平气和，出神入化。不能讲。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这面镜子可以永远保留给人们。
技术愈巧，韵味愈薄。古人虽笨，韵却厚。韵，该怎么培养？俗话“熟能生巧”，而韵却不成，仅练习也出不来，只有涵养。
没人不喜欢捧，文人尤其好戴高帽子。鲁迅先生多聪明也犯此病。骂就对骂，拼就对拼，任他眼光多锐利，心思多周密，有人一捧就不免忘乎所以了。鲁迅先生有篇文章说，我知道自己是一匹牛，张家说耕一片地我就耕地，李家要我给他拉磨我就给他拉磨，只有宰了剥皮吃肉我不干。明知我是公牛，若有人要我去充牛乳制厂的广告，我也答应。
有所谓“韵小人”，实在有意思，却不易得。韵小人就好比甘口鼠，甘口鼠咬人而使人舒服，所以无论哪种动物都能被它咬死，一动不动地让它咬。萧长华真是韵小人，唱《蒋干盗书》绝妙，《鸿鸾禧》的金松扮来绝妙；王长林便不成，毛手毛脚，只能做杨香武、朱光祖之流，唱蒋干便不似。蒋干是书生，非韵不可。
《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休思”，毛诗作“休息”，《韩诗外传》所引作“休思”。王先谦谓当据毛诗改，是也。或谓“息”与下“不可求思”之“思”字为双声叶韵。大谬。凡诗无以双声为韵者。马瑞辰讲名物训诂甚好，此处却错了。无论古今中外之诗，皆无以双声叶韵者。既曰韵，当然以韵为主，哪有以声叶韵的道理？“思”，语词也，“不可求思”即“不可求”。明是不可求，毛传讲成了不求。“不可求思”云者，犹《关雎》所谓“求之不得”之意，非《诗序》所谓之“无思犯礼”及毛传之“无求思者”也。盖不可乃逑，实不含训诫即禁止之义。
“汉有游女”，“游女”，犹“游子”之“游”，无家之意。此“家”字是孟子“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孟子·滕文公下》）之“家”。游女，未嫁者也。
诗是有音韵美。但“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广”、“泳”、“方”古韵叶，现在念来叶不了。然而韵虽不叶，音调也甚好。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方”，毛传：“泭也。”《尔雅·释言》：“舫，泭也。”又：“方，并船也。”按：泭，一作桴。《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俗作筏。载货多用筏，木板集成，虽然不舒服，却不易翻。
方————比————近————排
排，并船也。“比”较“方”有劲。“不可方思”，是说有筏也过不去。
“经”者，常也，不变，always time，time for ever。如老杜的《北征》、“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有四字评语曰“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吾人看来仍有不满人意者，即：有“时代性”。人美杜诗曰“诗史”，其坏处也在此。唐人看来真有切肤之痛，但今人看来如云里看厮杀，又如隔岸观火，没有切肤之痛。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之《马克白》《亨利第四》[5]，虽也是写历史的，但其较老杜成功，真是伟大，盖其不专注在事实。历史惟求事实之真也，文学却不必事实的真，乃是永久的人性。虽无此事而绝有此情，绝有此理。永久的人性之价值绝不在事实之真之下。此永久者即always time，time for ever，即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万古而不变。莎士比亚注意永久的人性，故较老杜为高也。老杜病在写史太多。
男女恋爱而生爱情，结果成功是结合，不能结合便是失败。古今中外写恋爱的成功和失败的不知有多少，然而无一篇似《关雎》这么好、这么老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近人常说结婚是爱的坟墓。此话不然，真是一言误尽苍生。彼等以为结婚是爱的最高潮，也不然。余之主张（理想）：
结婚是爱的新的萌芽，也许不再继长增高，也许不再生枝干，但只一日不死，便会结出好的果实来。故《桃夭》之“其叶蓁蓁”是真好。
爱，不只男女之爱，耶稣基督说天地若没有爱，便没有天地；人类若没有爱，便没有人类。天没有爱，不能有日月；地没有爱，不能有水土。最高的爱便是良心的爱与亲子的爱。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八十一章）《汉广》是恋爱的失败，一切都完了，“不可求思”，多简单，多有劲。后来人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清陈恭尹诗句），越漂亮越没劲。
余讲书，曾举“素诗”naked poet，“素诗”二字甚好。千古素诗诗人只有陶渊明，王、孟、韦、柳各得其一体。“铅黛所以饰容”（刘彦和《文心雕龙·情采》），言其常也；素诗者“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张祜《集灵台二首》其二）。陶诗“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拟古诗》其七），上两句“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叶中华”三字，余背成了“叶底花”，觉得不对。盖陶公绝不如是，若后人必是“叶底花”。
“却从疏路抵秋柯，懒向生人道姓名”，余友人刘次箫词句。刘氏二十年前青岛诗社中人，此为其咏红叶。史达祖“小叶两三，低傍横枝偷绿”，巧则巧矣，真非大方之家。刘氏此人学史邦卿极佳，“美言不信”，怎么那么小气。陶翁绝不如此，嫌它污颜色。刘氏学梅溪而几过之，试看其写红叶之“却从疏路抵秋柯”，几个字多鲜亮；梅溪《双双燕·咏燕》“翠尾分开红影”，一点也不清楚。刘氏则清楚，有力量，不愧山东儿，然而终落小气。（滑与涩一样是病，也无力量。）此时代关系，虽有贤者不能自免，此亦南宋终究不如北宋之因。即稼轩大刀阔斧，所向无前，而有的也弄巧。稼轩虽是山东儿，是大兵，别人看他毛躁，其实其细处别人来不了。
陶公是素诗之圣。《汉广》不是素诗，比素诗还要高，无以名之，强名为“经”。“经”者，常也，永久不变。《关雎》《桃夭》是写恋爱的成功，此篇是写失败。“之子于归”，“于归”的是他家，真是全军覆没，失败到底。古今中外写恋爱失败的要倍于写成功的。恋爱失败的常态是“颓丧”，积极的便会自杀，此虽为不应当的，但总难免。或者流于“嫉妒”（愤恨），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恋爱有两面，不是成功便是失败，若是颓丧、嫉妒，皆是“无明”。看《汉广》多大方，温柔敦厚，能欣赏，否则便不能写这一唱三叹的句子。不颓丧又不嫉妒，写的是永久的人性。不是素诗，“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其廿二）苏、黄不是好到不能再好，是新到不能再新。“沧海横流”是说苏、黄而后诗法大坏；“却是谁”？是苏、黄。余以为东坡还够不上，他还与后人开条路走；山谷之功固不可泯，然而为害亦大。
古之“三百篇”、楚辞虚字多，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故飞动；到汉人实字便多，故凝练，而不飞动，不能动荡摇曳，没有弹性。黄山谷的诗凝练整齐而不飞动，不能动荡摇曳，没有弹性。这虽不是完全破坏了文字的美，但至少是畸形的发展。所以说诗法大坏。
鲁迅先生不赞成中国字，因为它死板，无弹性。余初以为然，后来觉得中国文字也能飞动，也能使有弹性。
林琴南文章实在不高，凝练未做到，弹性一丝也没有。只凝练而无弹性犹俗所谓“干碴窑”，必须凝练、飞动，二者兼到。
（九）汝坟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
《汝坟》三章，章四句。
《汝坟》字义：
首章：“遵彼汝坟”，“坟”，毛传：“大防也。”《说文》：“坟，墓也。”又：“坋，大防也。”毛诗盖以“坟”为“坋”，防者犹今言堤防之防。防、坊通。《礼记》言礼者“大为之坊”（《坊记》），坊、范双声。或曰：“坟”，即坟水也。余以为不然，“坟”盖即堤也。（从“贲”[6]皆有“大”义；亦如“骨朵”之音，多有“小”义。）
“惄如调饥”，“惄”，毛传：“饥意也。”非是。郑笺：“思也。”《说文》“惄”下：“一曰忧也。”韩诗作“愵”，《说文》：“愵，忧貌。”《方言》：“愵，忧也。”“调”，毛传：“朝也。”郑笺：“如朝饥之思食。”《释文》本又作“辋”。按：韩诗多今本，《说文》二徐本注只作“朝”。皆以“朝”为本字，“调”为假借字。
诗总不外乎情理，即是人情物理。所谓格物，通情理之谓。诗人是必须格物。五四时代，有个作白话文的说棒子面一根根往嘴里送，此是不格物。鲁迅说，你所了解不清楚的字你不要用。是极。《汝坟》之“惄如调饥”，朝饥最难受，此格物，故合情理。
二章：“伐其条肄”，“肄”，习也，有重意，斩了又长，故曰肄。
三章：“鲂鱼赪尾”，《陈风·衡门》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之句。毛传云：“鱼劳则尾赤。”这未免望文生义。郑笺：“君子仕于乱世，其颜色瘦病，如鱼劳则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时纣存。”此是不格物，鲂鱼尾根本是红的。（黄河鲤红尾甚美观，此即赪尾之意。）余以为：“鲂鱼赪尾”，兴也，与下句义无关。
“王室如燬”，“燬”，毛传：“火也。”韩诗多今本，《说文》引俱作“”。《尔雅·释言》：“燬，火也。”《说文》：“火，也。”按：火、燬、，一声之转。“王室如燬”，当时纣王无道，天下大乱，民不安生，故王室犹火之不可居也。此句正是《论语》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泰伯》）。
“父母孔迩”，郑笺：“辟此勤劳之处，或时得罪，父母甚近，当念之，以免于害，不能为疏远者计也。”然此与诗何关？或曰：“王室”谓纣王，“父母”谓文王也。此说固非无理，但把诗的美都失了，不如讲作“父母孔迩”、“王室如燬”也不能去的好。
“诗三百”，齐、鲁、韩并不讲作是盛周之诗，而说的是衰周，讲成盛周是自毛传始。其实不一定是盛周。
《汝坟》诗旨：
1.《诗序》：“《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
2.《韩诗外传》曰：“贤士欲成其名，二亲不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诗曰：‘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此之谓也。”
按：二说皆非是，然以《韩诗外传》较近情理。所云“父母孔迩”者，犹孔子之去鲁迟迟其行，孟子所谓“去父母国之道”耳，当为乱世所作。
（十）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趾》字义：
首章：首章毛传于“麟趾”下曰：“趾，足也。麟信而应礼，以足至者也。”郑笺亦曰：“与礼相应。”第三章“麟角”下毛传则曰：“所以表其徳也。”郑笺则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然第二章之“麟定”，毛无传，郑无笺，不谓之词穷不可也。“振振公子”，“振振”，已见前《螽斯》篇。
二章：“麟之定”，“定”，顶也。一本作“”。定、颠、顶，一声之转也。《诗》“有马白颠”（《秦风·车邻》）之“颠”，即“麟之定”之“定”。又如“题”字，亦“颠”字一声之转，有在前之意。“振振公姓”，“公姓”，《礼记》郑注：“子姓，子之所生。”又：“子姓，谓众子孙也。”盖子兼言男子；而姓，亦兼语孙与外孙也。疑为俗所谓外孙也。此或为外孙，故从女。“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每个都好。
三章：所言“于嗟麟兮”，英文比不了。Alas，讲不得。
《麟之趾》，真好。
《麟之趾》如《汉广》，不可讲。
诗之美是最大真实，而虚无缥缈、不可捉摸，可意会不可言传。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上》）
文是表现美的，辞以明志。孔子曰：
兴于诗。（《论语·泰伯》）
诗是感发。或曰：看花下泪，大煞风景。（李商隐《义山杂纂》）“看花下泪”正有其不得不然者。“看花下泪”，与指其为“大煞风景”，都不对，亦都对，不可以客观批评。下泪不是为花开，正如饮酒也不是为花开呀！既可“看花饮酒”，何妨“看花下泪”！“孰知天下之正味”，此正董氏所谓“诗无达诂”。强人同己，乃大不通。饮酒、下泪，皆是花所给之“兴”。“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贯休《咏吟》）二语，或曰指作诗，或曰指寻猫。若谓之讲诗，则客观条件不能成立。
“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一好百好，不必以辞害意。
《周南》始于《关雎》，终于《麟之趾》，可见中国社会以家族为中心，所写不过男女爱悦、夫妇嫁娶、家庭子孙。
①身←②家→③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以家为中间枢纽，化家为国。
个人太小，不能成为力量。（法西斯知道这点，故令人集合于一主义下。）————“我是我自己的上帝”（斯提尔纳语）、“最孤立者是最强者”（易卜生［Ibsen］《人民公敌》）。强尽管强，而不免失败。
“身”太单薄，“国”太玄虚，故须有“家”。在家中须有牺牲精神，集家成国。
《周南》馀论
事物 智慧
事物→经验→思想→智慧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致知在“格物”。
智慧与聪明不同，wise man，最好翻为“智人”。
智慧中有哲理，而哲理中非纯智慧。智慧如铁中之钢。思想、感情皆有流弊，惟智慧永远是对的。与其说《传道书》是一部哲理书，不如视之为智慧宝库。庄子哲理尚多于智慧，至于老子之“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真大智慧。
古人之书是教我们如何去活、如何活完了去死。苏洵论管仲有言曰：
吾观史䲡，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管仲论》）
“彼管仲者，何以死哉！”齐乱固已种，管仲死，无人能治，死时不能得人以委，不但对不起桓公，也对不起自己的心。（此亦有庄子“薪尽火传”之意，薪尽而火不熄。）不论释迦双林之死、耶稣十字架之死、孔子曳杖而歌之死、曾子易箦之死，其死时必为坦然的。而孙中山死时泪如雨下，其心中必有“何以死哉”之问号。《红楼梦》贾太君含笑而死，大概是有以死。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庄子·养生主》）
“适来”之“适”，言其生；“适去”之“适”，言其死。“顺”字下得好，真是智慧，也可视为哲理。哲学有时是混沌，智慧是透明的火焰，感情是“无明”。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并非不去研究，并非推托，而是极肯定、极明白的回答。因为一个人必先知何为生，始知何为死；必先知坏，然后知好。苏格拉底曰：
当你生存时，且去思量那死。
希腊之哲语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言，貌似相违而实相成。思索过死之后，始能更好地生活，故想死非求死，乃是求生。
慷慨捐生易，从容就义难。人莫不贪生而恶死。鲁迅翻译文中有一人以饼干故杀退敌人，其结果固伟大，而动机并不高明。平常人只考察结果，并不考察动机；一个哲人不但要考察结果，且要考察动机。死是生的结果，人虽贪生而恶死，但绝不能免死而长生，故一切哲人皆教人如何生。
耶教哲人看到永生（死而不死）；释迦牟尼看到涅槃（死而非死）；儒家所谓“正命”。孟子所谓“正命”，即《论语》中一“命”字：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命是“天命”，须“畏天命”（《论语·季氏》）。“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天生你是怎样的人，你便发展成怎样的人。孔子所谓“天”与耶稣所谓“天”不同，一是哲学的，一是宗教的。
天何言哉？四时成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孔子所谓“天”，指大自然。庄子亦爱说天，其“得全于天”（《庄子·达生》），“天”亦指大自然，与孔子同，与耶教不同。
诗人中惟陶氏智慧，且曾用一番思索，乃儒家精神。
中国文艺是简单而又神秘。然所谓简单非浅薄，所谓神秘非艰深。中国文学对“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易传·系辞》），而又非“习矣而不察焉”（《孟子·尽心上》）————“习焉而不察”是根本不明白。中国字难写，中国文学难学，盖亦因其神秘性。吾人所追求者为刀之刃、锥之颖，略差即非。
①艰深→②晦涩→③暧昧→④鹘突
两个字组成的名词，这四个词一个比一个难看。“鹘突”，写成“糊涂”便不成，此即文字的神秘。汉魏六朝的人还知使用文字的神秘，以后的人多不注意。
仿佛 清楚 彷彿 髣髴 模糊
“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绝不浅薄，清清楚楚，绝不暧昧，绝不鹘突，简单而神秘。
中国上古文学可分为两大派：
一是黄河流域的“诗三百篇”；
一是长江流域的《离骚》（说楚辞不如说是《离骚》）。
《离骚》是南方的产物，偏于热带，幻想较发达，神秘性较丰富，上面至于九天，下面至于九渊，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白居易《长恨歌》）。
“诗三百篇”中何以无“楚风”？但看“楚狂接舆之歌”、“凤兮”之歌、“沧浪”之歌，实是楚风。我心揣情度理，楚国绝不会无诗，既有诗，何以不在“三百篇”中？岂为孔子所删也？绝非如此。孔子删诗根本亦不能成立。只可假定为太师采风之时因楚国路远，故未采入楚风。或者楚居南方，文化发达较晚，结集之时不收入其诗。加之楚地语言、文字亦多与内地不同，如：羌————况，此“羌”字只楚辞中用为语词（introductory），“三百篇”中不用，故有歧视之心。且叶韵亦不同，读时觉得不顺。（有暇可将《诗经》与楚辞二者之体制、用韵、内容、思想、用字比较研究。）
“三百篇”并非无神秘，但楚辞更富神秘性，而有时是暧昧，是鹘突。
中国人一般多是模模糊糊，一模糊绝不会有出息，但有认真的、不模糊的，多半是死心眼儿，沾沾自喜、自命不凡。所以，我们要养成德性，养成认真的习惯，宽大的胸襟。宽大者————采众长，非好好先生。一个人若自是、自满，便如蚕作茧自缚，绝不会有长进，即老夫子所谓“今女画”（《论语·雍也》）。宽大则反之，如蜂采花，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搜集众长酿成新蜜，不只采牡丹花、芍药花，便是枣花、槐花也兼取之。
做学问不墨守师说，但绝非背叛师说，老夫子所谓“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否则必不能有大成就。宋、元、明三朝的理学家门户之见太深，争执甚烈，此时感情的认真，可谓入主出奴，甚无谓也。
楚辞，尤其是《离骚》，近于西洋文学。余直觉的感觉，中国文学中多不能翻为西文，但《离骚》可以，其艰深晦涩处颇与西洋文学相近。苏曼殊之《英汉三昧集》，前面的题词是用法文翻译的《离骚》四句：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中国文学中锤炼的，西文最难翻译；但弹性的、悠扬的，可以翻。非是word by word，一字一字地，乃是能传神，如《游园》之无布景胜于有布景，一个姿态表现一种景，可谓“情景两畅、内外如一”（家六吉[7]语）；又如《打渔杀家》之“江水滔滔往东流”，唱起来如见。
《周南》最能代表中国文字的简单而神秘。《离骚》的作者屈原是一个会说谎的人。用说谎而自求利益者是罪恶，而用说谎以娱乐人、利人、教训人的是一种艺术。所谓艺术家皆是欺骗人的，而其中有道德的教训，如《伊索寓言》《庄子》《佛说百喻经》（近人翻印改名《痴花鬘》，如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刊印本）。《离骚》是个人作品，“三百篇”是多人作品，一为专集，一为总集；一为特殊的，一为普通的；一为个性的，一为大众的。若谓屈原为有天才之伟大的说谎者，则“三百篇”为忠厚长者的老实话。若问何者为易？则二者俱难做到好处。
每人都免不了说谎，此说谎不见得是罪恶的说谎，而是为用说谎卸去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平常人，懦弱到无力为善，且亦无力为恶。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说谎者既不易得，而老实话之成为诗者亦少。我们是书生，多少有些布尔乔亚的习气，好面子，绝不会说谎欺骗，要我们如忠厚长者说老实话，不难；但要老实话篇篇是文学、句句是诗，却不易得。“三百篇”的好处即在此，与《离骚》的最大分别也在此。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
日月不淹，春秋代序
楚辞去了助词，便是“三百篇”。摇曳是楚辞的特色。春天的柳条又青又嫩，微风一吹便是摇曳。自《左传》而后，没有能及其摇曳的散文；屈骚而后，没有能及其摇曳的韵文。盖汉魏六朝而后的文学多取平实一路，因走此路者多，行彼路者少，彼路即荒芜，而独馀此路为大道。
“西汉文章两司马”，而除司马迁一人之外，汉朝可谓无人。汉人仿骚，纯是假古董，王逸、东方朔等之文简直是低能作品，只好以“笨伯”奉赠。彼等作了，真传下来，实不可解！即宋玉之《九辩》已失师法（师承）。盖此非有法可传者，其幻想乃只屈原的天才。且看《离骚》中的漂亮句子：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这就是屈原的说谎本领。什么是创造？创造即是说谎。没有说谎的本领不要谈创造。这种说谎的天才创造力，是父不能传诸子，兄不能传诸弟（且不说“三百篇”）。
文学作品是要表现热烈的感情，但热烈的感情也足以毁灭文字。子夭母哭，感情则热烈矣，不过呼天抢地而已矣，没有什么悼子诗。在中国文学中没有如《离骚》以那样热烈的感情、丰富的幻想而作成的那么优美的文学作品。宋玉没有那样热烈的感情、丰富的幻想，所得只是欣赏一面的、现实一面的。既曰欣赏，便非热烈；既曰现实，便非幻想。
穿中国衣服、戴西洋帽子、穿皮鞋可以，而戴中国小帽、穿中国布鞋、着西服则不可。中国男女皆着长衣，依理皆当骑无梁脚踏车，而男子骑女车则人笑之。中国人论三纲五常也如此。只因为你也说、他也说，便是对的，并不求他个道理，此乃世俗所谓理智。这种理智只是传统的，在文学上、科学上、哲学上，皆无价值。汉人仿骚作品虽出宋玉一途，但连欣赏和现实也没有，所剩的只是这种毫无味道的世俗的理智。社会的中坚分子多是这般头脑。
中国韵文上古分为两派：
一是南方的————摇曳，此路已闭塞。
一是北方的————平实，已失“三百篇”温柔敦厚、和平中正之美。
宋玉即是屈原弟子，已失其老师的作风。盖天才与修养是无法可传的，自己越努力、越发展，越不能传人。
说老实话目去较易，而写成诗且写成好诗，则很难。
《周南》中的《汉广》，真老实，而真好。
注释
[1]此处之小字“用”、“在”，当为解释“以”、“于”之介词意义。
[2]声纽，又称纽、音纽，音韵学术语，声母之别称。
[3]符号“ㄧ、ㄨ、ㄩ”为注音符号，对应汉语拼音中韵母“i、u、ü”。
[4]今译安德烈耶夫。下同。
[5]《马克白》《亨利第四》，今译为《麦克白》《亨利四世》。
[6]“坟”字繁体作“墳”，故云“从‘贲’”。
[7]顾随四弟顾谦，字六吉。
三、说《召南》
旧说：武王既有天下，周公封鲁，召公封燕，而俱不就国。后周、召分陕而治。陕以东，周公治之，凡诗之采于其地者曰周南；陕以西，召公治之，凡诗之采于其地者曰召南云。或曰：南，国名也。南，在镐京之南，江汉之间。
（一）鹊巢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鹊巢》三章，章四句。
《鹊巢》诗旨：
《诗序》曰：“夫人之德也。”按：《诗序》于《周南》之诗多谓后妃，于《召南》之诗则多谓为夫人。或谓后妃与夫人实一人而二名：以文王言之，则太姒为后妃；以诸侯言之，则太姒为夫人也。黄晦闻（节）曰：“分系诸周、召者，以所采之地不以人也。”又曰：“皆以文王风化为义，不以周召风化为义。”（《诗旨纂辞》）夫既以文王风化为义，则后妃、夫人当为一人矣。（太姒系专指，夫人乃泛指。）然上所云云姑演旧说之义云耳，吾人说诗不必依据之。
《鹊巢》，民间歌谣之咏新婚者。
诗人所歌咏者或为特殊现象，或为普通现象，前者如老杜之咏天宝之乱，后者如各代之诗人常咏之桃红柳绿。（只要地球不毁灭，永有此现象；只要有诗人，永有此种诗。）《鹊巢》所咏是特殊的呢，抑普通的呢？
《鹊巢》字义：
首章：“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鸠”，家鸠即鸽。日人谓军中之鸽为军鸽。（家鸠即鸽，家凫即鸭。“家”俗或音“兼”。）鸽子不会搭窝，燕子巢做得极精。鹊有巢，都为鸠居么？鸽子是和平的，“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想来非普遍的，诗人盖写特殊之现象，而后人误解为“鹊有巢，鸠必居之”。诗人的诗虽不能尽绳以科学，然既写大自然的现象，当然要合科学。若鹊筑巢，鸠必居之，则鸠必是猛凶之禽，而鸠最和平。
次章：“维鹊有巢，维鸠方之”，“方”，《说文》：“并船也。”此云“方之”，当是“并居”之意。毛云：“有之也。”失之。
“百两将之”，“将”，取，古写作“”，上像手爪之形，下至寸脉。今山东人娶媳妇即说“将媳子”。“百两将之”之“将”字释义，正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越是穷乡僻壤、风化不开，越是不易受外方影响，故反而易保留古代风俗语言。《儿女英雄传》，乃旗人作纯北京话，今已有不能解者。
（二）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采蘩》三章，章四句。
《采蘩》诗旨：
《诗序》曰：“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毛传：“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郑笺：“执蘩菜（以助祭）者，以豆荐蘩菹。”宋陆佃（农师）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今覆蚕种尚用蒿。”（《埤雅》）故陆氏谓《采蘩》为亲蚕事之诗。
家庭制度未定之前是女性中心（今有民族一妻多夫，尚存上古女性中心的痕迹），盖家事衣食皆女子亲其事。后来进为游猎牧畜之社会，则男子权职渐重。作此诗之时，当已是男性中心，何以尚用女子助祭？（“礼失而求诸野”，今乡间祭祀均男子主之。）由一处的成言俗语可以觇其风尚，如“根生土长”，盖可知以往之尚保守矣。
《采蘩》字义：
前二章：“于以采蘩”，“于以”，郑笺云：“于以，犹言往以也。”按：“于以（here is，here are）”为句首语助词，所谓引词也。与《尚书·尧典》“粤若稽古”之“粤若”、《诗经·豳风·七月》“曰为改岁”之“曰为”同。
前二章语句相似，第三章忽改变；且前二章中不换韵，第三章两句换韵。
三章：“被之僮僮”，“被”，毛传：“首饰也。”郑笺引《礼记》云：“主妇髲鬄。”《诗经·鄘风·君子偕老》篇：“不屑髢也。”郑笺曰：“髢，髲也。”按：髲、被同；髢、鬄同。被、髲，义发也（犹义子、义齿，本非己有者也），亦作益发，余之乡中称为头被。（语言随风俗改变，今既无此风，人亦不复知此语言。）
“夙夜在公”，“夙夜”，毛传：“夙，早也。”按：夙夜即早之意，犹云黎明也。
“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僮僮”，毛传：“竦敬也。”“祁祁”，毛传：“舒迟也。”按：两词皆以声表意，“声形（adj）词”也。僮字本无“竦敬”之意，祁字本无“舒迟”之意，但“僮僮”、“祁祁”，念起来真好。他能用适当的文字来表现其意象，这就是他的成功，这就是美的作品。
无论创作、欣赏，了解“意象”是很要紧的。意象是创作以前之动机的重要一部分，创作以后便成了它的内容。我们不会画，所以玩倒汽车很平常；到要你画时，反而觉得模糊了。因为汽车在我们脑子里只是意，而不成其为意象。若是画家便不然，他脑子里清清楚楚地摆着一个汽车，他画便是用线条把脑子里的汽车表现出来。因为他有清楚的、完全的意象。文学则非是用线条轮廓，而是用文字与词句表现出来。
①意象
②文字词句————表现
③作品————完成
意象要清楚，不然写出来的作品便是模糊影像，不真切。意象当然很重要，但无适合、恰当的文字词句表现之，仍是不成。文字要恰当，词句要合适，否则即便意象清楚，也只是幼稚拙劣的作品。虽说一个人太咬文嚼字，很妨碍他的创作能力。因其一面作一面批评（斟酌修改），气势便受影响，故其作品不能气势蓬勃（磅礴）。但现代作家太不注意文字的使用，意象根本不清楚，文字再不恰当，则其作品当然是残缺的、模糊的。（“意象”二字似乎比“意识形态”四字还清楚。意识形态ideology，或译为意特次罗基，还不如说“意态”。由意再清楚，乃成态。）
吾人读诗，要从声音中找出作者的意象来。“被之僮僮”，起来；“被之祁祁”，低落。倘寻其意象，则前如日之出海，后如日之落山。要参诗禅，便参这四句“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这真的是美的作品，特别是声音，写得蓬勃。我们欣赏要追求作者的“意象”。
一篇作品的内涵（内含，content），就如河里的水一样。河里的水竭力攻击堤岸，堤岸又竭力地约束水。河水浅了，当然不打堤岸，没有决堤的危险，但这样的水无水利，不能行船，不能灌田；若是水势太猛，泛滥成灾，更是不能交通，不能灌溉。现在的作家不是太弱、太空虚，就是泛滥而无归。“被之僮僮”、“被之祁祁”，他的意象是水，他的文字是堤岸，水极力拍打堤岸，堤岸极力约束水，由此便生出了“力”。
孔夫子说：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水之拍打堤岸，堤岸之约束水，即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若单说到了七十，快死的人了，倚老卖老，谁还不能原谅，根本也不想、也不欲了，如此还向上做什么？待死而已。可老夫子是什么人物？他永远是向上的！这是情操，操练得成熟，操守才坚固，这不是夸口。（普希金［Pushkin］见壁上苍蝇唤仆人拿枪，一枪便将苍蝇打入壁上————这是操练得熟。）写出“被之僮僮”、“被之祁祁”，这不只是天才，还有操练。操练得多，自能出之。当然瞎猫也可以碰上死老鼠，守株也可以待兔，但是太靠不住。
（三）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草虫》三章，章七句。
《草虫》字义：
首章：“喓喓草虫”，“喓喓”，声音，无义。“喓”，作“要”音，以状声故加“口”。疑是造字，在《草虫》之前恐未必有此字，如后来之“哗啦”一词亦随手造字。“草虫”，蚱蜢之属。
“趯趯阜螽”，“趯趯”，毛传：“跃也。”按：趯即躍字，如《诗》曰“躍躍毚兔”（《小雅·节南山·巧言》）。
“忧心忡忡”，“忡忡”，毛传：“犹冲冲也。”《广韵》：“，忧也。忡，之省。”
次章：“忧心惙惙”，“惙惙”，毛传：“忧也。”按：惙、忡双声，故义亦同。
“言采其蕨”，“蕨”，不知究为何状。宋人诗有“蕨芽初长小儿拳”（黄庭坚《绝句》）句（这诗人可谓有感觉），“小儿拳”之意有三：一拳曲，二白，三嫩。
三章之中均有“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之句，“止”，同“只”，毛传：“词也。”如《诗》曰“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周南·樛木》）。“止”为句尾语助词，又“狂童之狂也且”（《诗经·郑风·蹇裳》）之“且”、“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诗经·邶风·北门》）之“哉”，皆句尾语助词。“于以”、“曰为”、“粤若”、“维”，皆句首语助词。若句首语助词曰“引词”，则句尾语助词应是“止词”、“终词”。语助词，可由声而得义。“于”、“曰”、“维”、“若”，句首语助词，读其音可觉其“引长”之义；“只”、“止”、“且”、“哉”，句尾语助词，音一出便被舌挡回去切断，其音有“阻”义；今所用之“止词”————“哇”、“呀”、“了”，没有此种阻断之发音。“亦既觏止”，“觏”，毛传：“遇也。”觏，虽可作遇解，但此处不合。若然，“亦既见止”当在此句之后，绝不会先见后遇。郑笺：“觏，已婚也。”则觏即婚媾之“媾”。此说为得。（虽郑笺多不如毛传，但此处予以郑笺为长。）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之后，首章云“我心则降”。“降”，毛传：“下也。”对“忧心忡忡”之“忡忡”而言。“忡忡”，“忡”通“冲”————有动意。古诗“肠中车轮转”（《汉乐府·悲歌》），恰是“忡忡”之意。“忡忡”如是之热烈，“降”如是其和平。诗人用两个字“忡忡”、“则降”，便形容尽了婚前与婚后的心情。古今中外的作品说此，能超过“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这两句吗？“则降”、“则说”、“则夷”，“说”毛传：“服也。”“夷”，毛传：“平也。”无论何种兴趣，不能永在兴奋情形，故“则降”、“则说”、“则夷”。
《草虫》三章，字句甚仿佛，但换一个字便不同。如上言各章末句“我心则降”、“我心则说”、“我心则夷”之“降”、“说”、“夷”，真能用恰当的字表现其意象。
《草虫》诗旨：
《诗序》：“《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按：作序者揣诗之意不能归之夫人，故曰大夫妻耳；且诗中亦并无礼防之意也。郝懿行《诗问》：“两年事尔。君子行役当春夏间，涉秋未归。故感虫鸣而思之。至来年春夏犹未归，故复有后二章。”说为得之。
毛传曰：“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所谓“行”，疑指嫁娶，犹《诗经》云“女子有行”（《鄘风·蝃》）之“行”。故郑笺云：“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二氏之说，《序》之所由出也。至欧阳修及朱熹遂皆以为大夫行役，其妻思之而咏此诗矣。
（四）采
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采》三章，章四句。
《采》字义：
首章：“于彼行潦”，“潦”，雨水，无根水。
次章：“于以湘之”，“湘”，黄晦闻先生曰：“韩诗作鬺，即《说文》之字，煮也。”“维锜及釜”，毛传：“有足曰锜，无足曰釜。”《释文》：“锜，三足釜也。”疑锜有“奇”义，故曰三足。
三章：“谁其尸之”，“尸”，毛传：“主。”主祭之义。按：祭无女子为主之礼，而此篇曰“有齐季女”，故方玉润以为是女子出嫁告庙之诗也。“有齐季女”，“有”，词也，语词也，非“有无”之“有”。“齐”，毛传：“敬。”《玉篇》“齐”字下引《诗》“有齐季女”。《说文》：“齐，材也。”《广雅》《广韵》皆训“好”。余以为从《广雅》《广韵》较好。“季女”，少女也。
（五）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甘棠》三章，章三句。
毛传：“美召伯也。”
“蔽芾甘棠”，因树思人，此所说是永久的、普遍的人性，诗人的心无分古今中外。
“召伯所茇”，“茇”，《说文》：“草根。”又：“，舍也。”引《诗》“召伯所。”（舍本名词，可以遮阴者曰舍。）茇，白字，通假。
“召伯所憩”，“憩”，毛传：“息也。”按：《说文》无憩字。“愒”字下注“息也”。又《诗经·小雅》“不尚愒焉”（《鱼藻之什·菀柳》）、《大雅》“汔可小愒”（《生民之什·民劳》），毛传皆训“息”。是“愒”为本字，“憩”为或体。
“勿翦勿拜”，“拜”，郑笺谓拜言拔也，《广韵》引作“扒”。
（六）行露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行露》三章，首章三句；馀二章，章六句。
《行露》字义：
首章：“厌浥行露”，“厌浥”，毛传：“湿意也。”此亦声形字。余乡音“湿”曰“□□[1]”，或即此意。“岂不夙夜”，“夙夜”，只“夙”义。中国常有用二字而实取一义者，如是非、利害、长短。“夙夜”亦然。“谓行多露”，“谓”，通“畏”。马瑞辰说：“凡诗上言‘岂不’、‘岂敢’者，下句多言‘畏’。”（《毛诗传笺通释》）如《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人谓为兴也。兴也，不知兴什么，当是比。但凡是所谓比，应是无论在形象或意义上有联络才是，此处则毫无联络。想古人当时必有一番道理。“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女”，读本音，后女读汝。方玉润想必讲不通，又不敢推翻古人作品，乃曰：“贫士却婚以远嫌也。”（《诗经原始》）
《行露》诗旨：
《诗序》：“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韩诗外传》：“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列女传》：“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至清方玉润乃曰：“贫士却婚以远嫌也。”（《诗经原始》）而后世文言小说则每以“行露”代奔女，以“雀角鼠牙”代表二人兴讼。
（七）羔羊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亦三章字句甚仿佛者。
《羔羊》字义：
三章之首句：“羔羊之皮”、“羔羊之革”、“羔羊之缝”。“革”，毛传：“革犹皮也。”非是，皮带毛，革无毛（毛已磨光）。“缝”，革已裂开见缝。
三章之次句：“素丝五紽”、“素丝五緎”、“素丝五總”。“紽”，毛传：“数也。”不通。“紽”，《释文》作“它”，别本又作“佗”。马瑞辰谓：“‘紽’即古‘他’字。他者，彼之称也，此之别也。由此及彼，则其数为二。”若然，则“紽”犹今言二合线矣。“緎”、“緵”，吴均所作《西京杂记》（假托班固作，四库丛刊有影印本）谓：“五丝为，倍为升，倍升为緎，倍緎为纪，倍纪为緵。”马瑞辰谓“总”即“緵”之转也。
首章之后二句：“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自公”，郑笺：“退食，谓减膳也。自，从也；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马瑞辰曰：“‘退食自公’，谓自公食而退。”（《毛诗传笺通释》）此较朱熹《诗集传》以退食为“退朝而食于家”之说为善。板起面孔讲《诗经》，于诗的尊严未必增加，于诗之美则必然减少。
“委蛇委蛇”，“委蛇”，传曰：“行可从迹也。”笺曰：“委曲（从容）自得之貌。”《鄘风·君子偕老》篇有“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之语，传曰：“委委者，行可委曲纵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按：此之“委佗”即《羔羊》之“委蛇”，声形词也。《君子偕老》之“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二句，真好！写其美，不写其面貌、衣服、形象，而写其动作，不动如泰山，动如河水————是活人。真好！后世诗人掏空了心，巧虽巧，但不好，外不得物象，内不得意象。
“委它”叠韵，委可作“倭”，它可作“佗”，“倭佗”叠韵，“委蛇”叠韵。
A=委 B=蛇
AB————委蛇 ABAB————委蛇委蛇 AABB————委委蛇蛇
首章“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次章“委蛇委蛇，自公退食”、三章“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略变句法，真巧，真漂亮，写得淋漓尽致。
《羔羊》诗旨：
《诗序》谓：“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何以见“节俭正直”？不可解。毛传曰：“《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诗序》既不可通，则毋宁从毛传。
（八）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南山”，当然在作者的南边，“在南山之阳”，是说雷在南山之南，此时还远。“在南山之侧”，在其侧，是正要从山边转过来。“在南山之下”，在其下，是已转到山之北了。郑笺云：“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然发声于山之阳。”此说实有损诗美。
“何斯违斯”，“斯”，毛传：“此。”训解可通。其实二“斯”字皆作语词即可。
“莫敢或遑”，“或”，《小尔雅》《广雅》并云：“或，有也。”按：此“有”字乃“有时”之有，语词也，与“有无”之有为动词者不同。（语词在前者可称“引词”，引词有为引一字者，有为引句者，如：“有国”、“有人”，引字也；“粤若稽古”、“曰为改岁”，引句也。）“时或”，时也，有时也（时与或有关；不时，常）。“遑”，休息；“或遑”，间或地休息也。
此篇每章末二句不用《羔羊》倒字法，三章皆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佛经说“万法归一”，万法完成而有真美善。然未归一之前仍是万法，如入海之前江、淮、河、汉，各自存在。怎样作法要用你自己心的天平去衡量。何以《羔羊》句法变化好，因是“委蛇委蛇”，这样变化正表现其心理之“舒徐”。若“振振君子，归哉归哉”，作者心理是“迫切”的，顾不得玩花样。此正所谓“文无定法，文成而法立”。
（九）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字义：
“摽有梅”，“摽”，毛传：“落也。”赵岐《孟子章句》引《诗》曰“有梅。”《说文》：“，物落，上下相付也。读若《诗》‘摽有梅’。”段注以毛诗“摽”字为“”之假借。
“顷筐塈之”，“塈”，毛传：“取也。”《玉篇》引《诗》曰：“顷筐概之。”
“迨其谓之”，“谓”，毛无传，惟曰：“礼未备则不待礼会而行之。”段懋堂曰：“毛意‘谓’即‘会’也。”《尔雅·释诂》：“谓，勤也。”郭璞注引《诗》“迨其谓之”。黄晦闻先生曰：“言勤求也。”（《诗旨纂辞》）
《摽有梅》诗旨：
《诗序》言此诗乃“男女及时也”，殊牵强，以情理度之不合。“求我庶士”，“士”，自我也。而此篇却又不讲作求贤，是民歌，是恋歌。余以为当是男子作。若曰是女子自作则似不合，若曰是男子托言则未免无聊。
（十）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字义：
“嘒彼小星”，“嘒”，传曰：“微貌。”《广韵》“暳”下曰：“《小星》诗亦作‘嘒’。”《玉篇》“暳”下注：“众星貌。”《说文》于“嘒”下只注“小声”，如言蝉声嘒嘒、鸾声嘒嘒。《诗》中《云汉》篇有“有嘒其星”句（《大雅·荡之什》），传曰：“嘒，众星貌。”然则嘒当是“暳”之假，其义为明。
“三五在东”，“三五”，毛传训为星名。不必如此讲。
“抱衾与裯”，“裯”，毛传：“被也。”与袒有关，“被”盖贴身之被。兼士先生有文考之。通“刬”字。刬，光脚穿鞋曰“刬穿”。又元曲中马不用鞍而乘之曰“刬马”。又如后主词“刬袜”乃但穿袜不着鞋。又如内衣古称“衣”，见《礼记》，又作“袒”。又《汉书》“但马”即“刬马”也。“但”有“徒”之意、“光”之意；又如“旦”，有“不隔”之意，又转为“诚”意，如“坦”字。
《小星》诗旨：
《诗序》曰：“惠及下也。”又曰：“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韩诗外传》曰：“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矫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曰：‘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其后明章俊卿作《诗经原体》，遂直以为小臣行役之诗，盖依韩说而不依《诗序》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两章末句言“寔命不同”、“寔命不犹”。《论语》有云：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什么是“命”？遗传造成的你的性格，环境造成的你的生活，这就是你的命。人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这个“命”，便以此安身立命也好。
吾辈知识阶层除了物质的需要，还要有生活的工具————有一把能通开生活中各种门户的钥匙。若不能如此，简直还不及苦力幸福；因为苦力生活简单，衣食饱暖一切便都能解决。有知识的则否。痛苦、烦恼、悲哀，只能减少生活的兴趣、生活的力量，使人感觉生活是一种压迫。虽然知道生活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但这样便难活下去。果能“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则虽遇艰难亦能安然肩负，能鼓起生活的兴趣与力量。认命，消极地说可以，积极说也可以，不知这样解释能得夫子原意否？
《论语》说：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罕》；“仁”字大无不包、细无不举。）
夫子深知说道德要小心，不然则生恶劣影响。夫子所谓“命”便犹佛家所谓因缘，是科学的非玄学的，是理智的非迷信的。常所谓在劫难逃，都认为是玄的，那相去甚远；若当作迷信，则去之弥远。人能知命则能“洁身自好”，再则更能“乐天进取”。读书人皆当洁身自好，这是消极的；乐天进取则是积极的。有人着围棋，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苏轼《观棋》），这便是乐天进取。夫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下》），“可以”二字有力量。
《诗序》所言“惠及下也”四字考语，胡说白道。《韩诗外传》讲得好，无论对否，他想的是。假如此诗中意思可算为思想的话，则此思想影响中国人甚大。鲁迅先生以为中国五千年历史可分二时期：一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期，一为欲做奴隶却不得的时期。（《坟·灯下漫步》）中国历史除最早一页可称光荣外————逐有苗离黄河流域（有苗之后，有殷之鬼方、周初之狁、周中叶之犬戎、秦至六朝唐之胡），其后渐不能敌。中国人爱和平，故敌不住外来力量，此精神一直遗传。即以“三百篇”言之，只见温柔敦厚，无热烈感情。此确是悲惨，是失败，然非耻辱，是光明的。因“三百篇”所表现乃最富于人性人味的生活。兽+神=人。（此虽曰神，与佛教等宗教无关。）中国人无兽性、神性，只剩下人性。
研究民族性，最好看其历史及诗。
人皆以中国为玄，其实中国最重实际，如西洋人之为宗教牺牲者甚少，即衣、食、住三项小节，亦以中国最舒服，故中国人已失掉兽性，同时也失去神性，谓之为爱和平可，谓之没出息亦可。
中国人不但没热烈精神，甚至连伤感意味都没有。中国人是安分安命，于是认苦非苦而视为当然。实际生活有缺陷（憾），然后发生不满，而结果趋于安命。此“安”即中国之爱和平、温柔敦厚、有人味，甘为奴隶或为奴隶而不得的原因。
（十一）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此首诗，真好！
“三百篇”四言句多，而此篇多为三言，每章末一句虽为四字“其后也悔”、“其后也处”、“其啸也歌”，而“也”字为音节，如今唱二黄之垫字。三字句较四字句急促，故其结果当为紧张。而此首虽为三言，然音调并不急促，并不紧张。此其表现技术之高者一。
又：后一句原亦可但为三字：“其后悔”、“其后处”、“其啸歌”，而加一“也”字，加得好。若用新式标点，当为：
其后也————悔 其后也————处 其啸也————歌
如老谭《卖马》所唱“提起了此马”后声音拉长，表示其心中对马之爱。此其表现技术之高者二————虚字传神。
又：三章中分别重“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为二句。何以重？重得好。
“不我以”、“不我与”至第三章“不我过”：不和我回去，不与我同走，连看我都不看。所重二句，一句结上，一句启下。如辛稼轩之《采桑子》：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稼轩此一首即用“三百篇”此章句法。稼轩真是英雄，拔山扛鼎，词亦排山倒海。而其内中究有中国传统精神，结果亦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纯剩人性。
“其后也悔”，是说“之子”，并非说“我”，因为你跟我不好，所以你将来不会好。“其后也处”，“处”，毛传：“止也。”如处节、居处。“其后也处”，彼此不相干涉，此意尚通。郑笺言“悔过自止”，真是添字注经。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注诗者亦然，明于礼义而暗于知诗心。悔当是希望其悔，故最后以歌自慰。“其啸也歌”，不热烈亦不感伤，不好讲而真好。
《江有汜》与前首之《小星》不能说他无忧，但不是伤感，不是悲哀。高叟谓《小弁》为小人之诗，因其怨也。孟子讥其固，然而高叟亦确有其见处。看《小星》《江有汜》，绝不愉快，但几乎看不出一点怨来。因知命，则安心，则能排忧乐、了死生、齐物我（鲁迅先生或者要骂这是奴隶的道德），但余总承认这是一种美德。在此时期、此时代，这种道德也许是不相宜，犹如在强盗群里讲仁义、说道德。但曰其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则可，谓其非道德则不可。当然也许是无用的。如果只以有用与否而决定之，则吾无言矣。《周南》《召南》不夸大，所以中正和平。若其他国风即不然，其伤感与悲哀的色彩是浓厚的、是鲜明的（其中正和平确不及“二南”）。此“二南”之所以不可及。
（十二）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野有死麇》三章，一、二章，章四句；三章三句。
《野有死麇》字义：
首章：“白茅纯束”，“纯束”，毛传：“犹包之也。”郑笺：“纯读如屯。”按：纯、屯古通。《史记·苏秦列传》“锦绣千纯”，《索隐》引《国策》高注：“音屯，屯束也。”
三章：“舒而脱脱兮”，“而”与“如”、“然”在形容词或副词中意同；若不通用，只是习惯的原故，意义上并无不通。It is custom，no reason.蠢如、安如即蠢然、安然。而，如；“舒而”即舒然。“脱脱”，形容舒，亦舒意。
《野有死麇》首章仍是《关雎》句法，前二句为兴。次章前三句相连，只馀“有女如玉”一句。末章忽换了一个人，换了一种口气，变平常之四言句法用“兮”、“也”，故音调也变了：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音调舒徐，好。若改为四字句也可以，“舒而脱脱，无感我帨，无使尨吠”，但诗的美都失去了。
《野有死麇》诗旨：
《诗序》曰：“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此说甚牵强。吾人自诗中看不出无礼。方玉润《诗经原始》谓：“此必是高人逸士，抱璞怀贞，不肯出而用世。”此属穿凿。详诗之意，首二章当是男子之歌词，而三章则女子所答也。
《野有死麇》首章“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是其主题。讲诗者以为这是坏事，我们虽非赞同，但承认人情中本有此事。
（十三）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
何彼襛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前二句一事，后二句一事，仍是《关雎》句法。
首章：“何彼襛矣”，“襛”，或作“秾”。《说文》：“襛，衣厚貌。”韩诗作“茙”。《说文》无“茙”字，“茸”下曰“草茸茸貌”。如此，则襛当是“茙”之假。
“曷不肃雍”，即“肃雍”也。“曷不”即“何不”，加重语气，如京剧“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四郎探母》杨四郎）、“叫孤王想前后好不伤悲”（献帝），“好不惨然”、“好惨然”，“惨然”也；“好不伤悲”、“好伤悲”，“伤悲”也。“肃雍”，“肃”，庄严，敬也；“雍”，雍容，和也。不用一字形容而用二字，有道理。这二字相反而又相成，好。
“王姬之车”，《礼仪疏》：“齐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车远送之。”是也。“王姬”，即公主。
次章：“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毛传：“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马瑞辰曰：“诗中凡叠句言某之某着，皆指一人言。”又曰：“平王之孙乃平王之外孙。”（《毛诗传笺通释》）毛传有成见，以为《周南》《召南》皆是文王时作，故必将平王讲成文王，他三家俱不如此。马瑞辰讲得好。
（十四）驺虞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
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
《驺虞》二章，章三句。
《驺虞》字义：
“壹发五豝”，“发”，毛传：“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发。”按：“发”，当是纵意，虞人发纵五豝以待公之猎耳。“于嗟乎驺虞”，“驺虞”，毛传：“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三家诗皆以为天子掌鸟兽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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