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人们常说，盛唐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但人们未必经常想到，黄金时代过去以后，接着来的是什么。历史不管人们想到与否，总会把这一道试题出到人们面前。如果把李白、杜甫八年之间相继逝世作为盛唐时代结束的标志，那么，试题就是这样出的：此后中国诗歌会怎么发展？盛唐的“盛况”，会不会成为“止境”？这道试题要求有这样的继起者来答覆，他既要能从照耀盛唐诗坛的李杜的万丈光焰中点燃炬火，继续高举，不使人亡炬熄；又要能跨过李杜的高峰，找到新的道路，哪怕只能是下山路，也得继续走。高峰虽好，总不能在峰顶踏步不前，那会有“化作山头望夫石”的危险。

    历史的需要，迟早总会找到它的实现者；而这回是来得相当及时，就在杜甫逝世的那一年（公元770年），韩愈已经三岁了。正是这个韩愈，后来唱出了这样的颂歌：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调张籍》

    这不仅是赞颂，不仅是捍卫，而且是对于李杜的双悬日月照耀乾坤的崇高地位和相互关系第一次作出明确的评价，并为千秋万世所公认。他接着唱道：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

    ————《调张籍》

    对李杜的仰慕，是这样的深情！对李杜的艺术创造过程中的甘苦，体会得又是这样准确和深刻！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这一段歌唱：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

    ————《调张籍》

    这就是说，他已经找到了跨过李杜高峰继续前进的道路：惟其不是亦步亦趋的追随，而是出八荒、跨汗漫的捕逐，这才真正能以精神与李杜相交通。于是，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正是这个韩愈，把继续推动中国诗歌向前发展的任务担当了起来。他以优异的成绩，答覆了历史的试题。

    历史也公正地评了分数。中国诗歌史上，继“李杜”并称之后，只有“杜韩”并称，虽然并不能说韩愈在中国诗歌史上就是李、杜而下的第三人，但此外再没有第三个诗人得到这种崇高荣誉，却也是事实。

    二

    诗人韩愈从杜甫那里继承到一些什么呢？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上怜民无食，兵赋半已休。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豆浆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死者，伫立久咿嚘；归舍不能食，有如鱼挂钩。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韩愈这样的诗，会叫读者立刻联想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那些名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韩诗这些关切民瘼，为民请命的内容，当然是最可珍贵的。但是，如果说，韩之所以能与杜并称，主要就凭着这个，甚至说，韩愈之所以成为大诗人，主要就凭着这个，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这种关切民瘼，为民请命之作，在韩诗中毕竟是极少数。倒是使诗歌密切联系现实生活，这才是韩诗继承杜诗传统的最主要之点。

    我们都熟知，杜甫主张“熟精《文选》理”，但杜诗决不是《文选》诗的简单的因袭。我们翻看《文选》各家诗，好像除了陶渊明之外，很少有诗人能在诗里面写出他自己的、他家庭的、他的亲戚师友的日常平凡的现实生活。所谓“选体”诗的末流，写来写去，不外公宴祖饯，咏史游仙，招隐咏怀，游览行旅……笔墨肤泛，语言庸熟，结果是千人一面，难分彼此。诗歌的任务，虽然不在于叙事，但诗歌的根干永远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肤泛庸熟的诗，当然不可能把根扎进这个土壤中去。杜甫的伟大，就在于他能把诗歌同国运民生的现实结合起来；并且由于他是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甘苦的诗人，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同国运民生不可分的，所以他也总是能在诗篇中写出他自己的、他家庭的、他的亲戚师友的日常平凡的衣食住行，动作云为，否泰穷通，生老病死，乃至一饭一羹，引水补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把人生最实际的面貌引入诗歌，从而也就使诗歌回到《国风》、《小雅》的沉着切实的轨道。

    韩诗正是循着这个轨道继续前进。

    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这写的是他805年（永贞元年）因疏请宽免关中租徭而被贬斥，仓皇辞别妻儿时的情形。读者会立刻联想到杜甫的《北征》诗中，关于鹑衣百结的瘦妻，“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的痴女，“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的娇儿那些著名的描写。还有：

    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

    韩愈这首诗有一个很长的题目，云：“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这写的是819年（元和十四年）他因谏迎佛骨第二次被贬斥时的事情。这种直书天伦骨肉的惨痛之作，又会使读者立刻联想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这些惊心动魄的诗句：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这样的诗篇，真有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味道。

    此外，韩诗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或居或作，或动或静，有大有小，有苦有乐，方面非常的广，几乎一一可与杜诗相印证。例如，韩诗《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中刻画道途辛苦之处，当然令人联想到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名篇钜制；而韩诗《郑群赠簟》，把日常生活里一件微物小事，写得如此生动风趣，则又令人联想到杜诗中《棕拂子》、《桃竹杖引》等隽妙的小品；甚至也不妨说，令人从反面联想到杜甫那篇小题大作、有些古怪的《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那是把区区一个织成褥段联系到节镇大官杀身赐死那样严重的事。

    韩诗还善于细节描写。例如：

    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馀皆兀臲；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

    ————《赠刘师服》

    这简直是小说式的家庭生活幽默小景。

    韩愈的著名的《石鼓歌》，继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之后，开拓了咏金石碑帖诗的途径。摩挲金石，赏玩书画，本来就是文人的文化生活。所以这种诗，原来也是实际生活的反映。可是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却又成了脱离现实。韩诗中还有《病中赠张十八》，记与张籍辩论诗学；《寄崔二十六立之》，描写考试场中“战词赋”的情形，都是实写文人的文化生活的。

    韩诗不但善写自己的事，也善写别人的事。例如，孟郊、贾岛、卢仝、崔立之等人的坎坷潦倒的身世，都在韩诗中得到了具体生动的刻画。乃至刘如何造反，朝廷如何征讨，刘如何失败，这样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大事，复杂曲折，头绪纷繁，通常用散文来叙述都很吃力，韩愈的《元和圣德诗》却能用四言诗这样局限性最大的形式把它写得脉络分明，一目了然。如果说，杜甫使诗歌恢复了《国风》、《小雅》的传统，那么，韩愈写这首《元和圣德诗》，显然是有意识地要更进一步恢复《大雅》和《周颂》的传统。至于他这个意图实现了多少，自是另一个问题。樊汝霖就说这首诗并不像《周颂》那样简约庄严以颂圣德，却像《鲁颂》那样，于德不足者，只好侈词以夸功。

    三

    樊汝霖的话未必是对的。韩诗代表作，多是着力镵刻、尽情铺张的古体长篇，岂仅一首《元和圣德诗》而已。这就要说到韩愈在杜甫之后开辟新道路的问题。

    杜诗中已经有镵刻，有铺张，主要是用来写实，用来穷形极相地刻画民生的疾苦和诗人自己身世的颠连，铺张扬厉地展现时代的大动荡大变化。韩愈虽然担当了杜甫的继承者的使命，但是他远不能像杜甫那样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甘苦。他的视野，他需要反映的世界，比杜甫狭小得多。因此，他从杜甫那里继承过来并加以发展的镵刻之笔，铺张之文，就不全是用来写实，而是用于艺术的夸张。韩愈诗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狠重奇险”的艺术境界，一是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二者都可以说是用夸张的手段，或者说是在近于夸张的程度上来塑造一种新的美。而这也就是韩愈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力破馀地，推动我国诗歌艺术继续发展的道路。

    什么是韩诗中的“狠重奇险”的境界呢？实质上就是用又狠又重的艺术力量，征服那些通常认为可怕可憎的形象，以及其他种种完全不美的形象，而创造出某种“反美”的美，“不美”的美。

    韩诗中好用舂、撞、劈、镵、戛、崩、刮、斫、捩、拗……这一类的动词，这些就是那又狠又重的艺术力量的表现。用了这样的力量，居然能把蝎子这样可怕可憎的毒虫，写得可喜：“昨来得京官，照壁喜见蝎。”[1]用了这样的力量，居然能把太阳神羲和所操的火的鞭子，和“赤龙拔须血淋漓”[2]这样两个壮伟而又有些恐怖的形象，来形容珍异的赤藤杖。“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蕃；蝮蛇生子时，坼裂肝与肠。”[3]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却是用来安慰老朋友的丧子之痛，极言有儿子也未必都是好事。“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4]如此的“可鄙”、“可憎”，却更加道尽老友久别重逢时回首华年、相惊老大的深情厚谊。韩愈一生两次贬斥南荒，他对南方的一切充满成见，每一写到，都写成火焰地狱一般的可怕，然而同时也就写出一种蛮荒的“可怕的美”。他的奇特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写一场山林大火，写尽火神的不可抗拒的威力，使水神一败涂地，上帝也让它三分。最后上帝虽然还是帮助水神熄灭了大火，但又郑重肯定大火的存在的合理性，使水与火结成婚姻。这个上帝其实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诗人像上帝一样征服了火，肯定了火，同时也欣赏了火。

    韩愈自称“慢肤多汗”，非常怕热。他善于写秋景。一到秋天，他就有精神。但是，他偏偏又要写出这样的诗句：“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甑遭蒸炊。”[5]“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6]诗人已经用艺术的力量征服了自己所感受的暑湿熏蒸之苦。不仅如此，韩诗中还生动地写出了种种生理上不愉快的经验，例如牙齿将落未落之苦[7]，眼花之苦[8]，头秃之苦[9]，腥臊入口之苦[10]，虾蟆惊眠之苦[11]，等等。显然都是艺术地征服了这些，反转来使它们成为“不愉快的美”。

    现实里面，污浊的泥沟并不美，然而韩诗中偏有这样的描写：“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12]干涸的河床并不美，而韩诗中又偏有这样的描写：“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辀；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13]其实诗人这次同侯喜来到干涸的洛水上钓鱼，从头到尾都非常扫兴：来的路上是毫无可观：“平明鞭马出都门，尽日行行荆棘里。”[14]垂钓时是非常疲困：“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15]结果是所得极微：“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16]韩愈能把这些丝毫不美的景和事写入诗，使之成为“不美”之美，正是他的创造。

    更确切地说，《赠侯喜》所写的，其实是无景可观，无鱼可钓。此外，如《古意》极言太华峰头莲花莲藕之美，而终于求之不得。《岣嵝山》极赞禹碑字画之美，而终于寻访不着。著名的《山石》诗中写得更有趣：“僧言古壁佛画好”，下句似乎该是把这壁画赞美一通了，不料却是“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似乎该是精美的素馔了，结果却是“疏粝亦足饱我饥”。接连两联，都是下一句直接否定了上一句。这种“无有”之美，“否定式”之美，更是韩诗的独创。

    所有这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平凡的东西，乃至“什么也没有”，都被艺术的强力硬纳入诗的世界，使之成为“反美”的美，“不美”的美，这就是所谓“狠重奇险”的境界的具体内容。

    四

    韩诗的第二个特点，是语言风格的散文化。

    我们都知道，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成功地领导了文体的复古，其实也就是文体的革新。六朝的骈俪之文，把文章写得像格律诗。韩愈的古文运动，就是要使文章像文章，不要像格律诗。可是，他在诗的方面，却又努力把诗写得不像诗，倒像文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韩诗语言风格的散文化。有所谓“韩愈以文为诗”，含有贬义，所指的也就是这个事实。

    韩诗的散文化，有时表现在造句的平直浅白。例如：“我初往观之，其后益不观；观之乱我意，不如不观完。”[17]“我齿落且尽，君须白几何？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18]这些都像信笔写来的家书、日记。有时又表现在造句的简括凝炼。例如：“闻子高第日，正从相公丧。哀情逢吉语，惝怳难为双。”[19]“四时各平分，一气不可兼。隆寒夺春序，颛顼固不廉。”[20]引用者加了着重点的句子，都是一句话里概括了复杂曲折的意思，完全是“古文”式的简括。有时又表现在语气的纡徐委曲。例如：“仁者耻贪冒，受禄量所宜。无能食国惠，岂异哀癃罢？久欲辞谢去，休令众睢睢。况又婴疹疾，宁保躯不赀。不能前死罢，内实惭神祇。”[21]本来是一两句说得尽的，却充分伸展开来，说了这许多。为了助成语气的纡徐委曲、有时还直接运用散文里才常用的语助词。例如：“后日更老谁论哉？”[22]“次第知落矣。”[23]“破屋数间而已矣。”[24]“惟子能谙耳，诸人得语哉！”[25]有时则又在本来完全不需要介词的地方，故意用上散文式的介词，使语气显得硬健。例如：“归来殒涕掩关卧，心之纷乱谁能删？”[26]“心之纷乱”本来完全可以作“中心纷乱”或“愁心纷乱”之类。

    韩诗的散文化，还表现在“古文”式的“章法”，讲究虚实正反，转折顿挫。例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一篇之中，有人有我，有今有昔，有哀有乐，有虚有实，有正有反。在表面的文章逻辑上，人所歌的昔日哀景，是虚写回忆，是被否定了的陪衬之意；我所歌的眼前乐景，是实写今夜，是结论性的主意。但在实际的情感的逻辑上，昔日的患难哀愁，才是真正要追溯的主意；眼前的反面的行乐，不过是故作宽解，反衬一笔，以加强主意。所以，诗中的反与正，宾与主，在实质上和在表面上是正相反的。又如，《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开头就说岳神的威灵显赫，诗人自己的虔诚拜奠，说到庙令殷勤相助，向岳神卜问吉凶，一路说下来，真是神乎其神。然后，“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两句，忽然翻转去，才出人意外，力挽千钧。像这样的虚实正反，转折顿挫的章法，不仅上述长诗中经常运用，短篇的古体诗中同样运用。前面说过的那些表现“无有”之美，“否定式”之美的短篇古体如《古意》、《岣嵝山》等诗中，往往更集中地把这些“古文”章法之妙发挥尽致。

    韩诗的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在诗歌形式上形成的美，就是反对称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美。五、七言律诗的格律，是中国旧体诗形式方面对称均衡和谐圆润之美的极致。唐代诗人从四杰和沈、宋起，把这种格律诗做得越来越成熟，杜甫尤其是集大成者。在律诗的势力影响之下，古体诗也逐渐律诗化了。于是这又产生另一方面的危险，即那种古朴刚健参差拗折之美有日益消亡的危险。杜甫已经努力把古朴刚健参差拗折之美引进律诗，特别是七律中来，使这种对称均衡和谐圆润的形式里，巧妙地融入了反对称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的成分。韩愈的古诗也写得散文化，就是继续杜甫的这种努力。韩愈为了力避对称均衡，在长篇古体诗中，往往通首彻底散行，没有一个骈偶对仗；有时又故意做得似对非对，可以对而不对。他为了避免和谐圆润，遣词用字力求生僻，爱用人所少用、乃至人所不识的字；造句往往故意造成散文调，不是诗调，有时故意违反七言上四下三的句式，而做成上三下四的拗句。韩诗为了在音韵上避免和谐圆润，往往越是长篇越不转韵，韵脚越押越险。例如《赠崔立之评事》、《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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