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的芦苇

    八月，从日光去宫城县的呜子。绕道鬼首，折回陆羽东线，到了鹤冈，登了汤殿山，然后去看了日本海的汤之滨。这一路，几乎没有什么称得上文化的东西。日光也是尘土很重，地方窄小得让人觉得憋闷。东照宫之美，与其说引人感叹，还不如说成了一种资料，一种得以使人从中痛感到某种民族缺陷的材料。在细小的技艺得以充分发挥这一点上，东照宫确实称得上美仑美美，但就像读一本日本短篇小说大全一样，在构思上，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寄生虫式的扁平和点缀。自然，这里不会有抽象的东西存在。在险峻的山岳，变幻的溪谷和飞瀑之前，作为构思的立足点的思考法则，便除了信赖自然本身，别无他法。在把三级跳当做忍术中最不可或缺的技能的日本式的自然之上，日本的艺术，也只能反反复复作这样的呼吸吧。

    浸淫于欧美知识的人，环视日本的自然，犹豫间，不知不觉把身上穿着的华丽衣服一件件脱了下来，成了裸体。穿着衣服的人见状道，你是因为不够穿才脱的。脱去衣服者则嗤笑道，等着瞧吧，呆会儿他就走不了路了。在这两个互不理解对方意思的人的笑声深处，斯塔夫罗金则无时不在宣告着这两个人的愚蠢。敌人也许就在这两人中间！醒来者突然发出叫声，结果招来众人一顿老拳。

    自君士坦丁堡诞生于这块土地以来，约一千年间，在欧洲出现了黑暗时代。这期间，罗马教皇提供给各个民族的训诫是，你们当中若有读《圣经》者，当处以死刑。民众在一干年间信守着这份训诫。十六世纪初期，自路德筹谋翻译《圣经》，确立了德语的基础之后，《圣经》便在民众的头脑中重新复活了。但时至二十世纪，《圣经》又在俄罗斯遭禁，那些领袖们用科学取代了怪经》，宣称唯有科学才是值得信仰的，是唯一的圣典，是神话。然而，科学正在日益残害着人类生命的事实，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但与此同时，人们又不得不相信科学在拯救着整个人类。在这截然相反的两个信念之上，更高度地关联着的思考法则究竟又是什么？我们对怀疑论是如此的不信任，对处在人的目的与自然的目的的挤压之下横遭非命的那些杰出的人，则必须作出思考。

    我在此间夏鸣子街的旧书店里觅得一本鸥外①的短篇感想集，展读起来。这位在柏林生活过的人，回国后，眺望自己国家的文化，觉得没完没了地发牢骚很无聊，故而先着手整理身边的日常生活。于是，那种对贤人生活的描写就构成了这本集子的大部分内容。跟荷风②一样，鸥外并不想从本国文化那里抽身离去，他似乎确信，与其对人大声提出警告，还不如利用人们喜欢对貌似秘密的背地里的话竖起耳朵的习性，用低声悄气的絮叨，更能奏效。鸥外的确具有足智多谋者的风度。应该说鸥外是很欣赏英国培根的作风的。不过，鸥外要在日本民众中深入人心，尚需等待上二十五年时间。我读鸥外，觉得从当时到今日，文学离开了评论，就寸步难行，不要说进步，毋宁更给人退化之感。不过，评论较之其他一般文学显得更为进步的现象，也表明了它在引人注目之前，一直处于一种滞后的状况。鸥外是当时的一代评论家，现在看去，鸥外诸多作品中，评论几乎都显得学识浅薄，直觉力也显得迟钝。但在鸥外之后出现的那些评论家里，其评论在身后仍保持着生命，并且生命力一直延续至今的，却一个也找不出来。鸥外评论的主要理论支柱是Hartman③哲学，这一点从他论旨的归趋中即可看清，但对评论家说来，导致其死亡的最致命的原因，便在于反复地将自己评论的立足点置于别人的构想之上。即使在评论里，也可以看到，种子总是从它自身的地貌土质中吸取养分的。我读鸥外的评论，老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它的思考法则，是在令其主人濒于破产的同时向前推进着的。

    ①森鸥外（1862—1922），日本近代小说家、批评家、翻译家。1881年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当军医。1884年留德，1888年归国，创办评论杂志《栅草纸》。小说有《舞女》、《泡影记》等。

    ②水井荷风（1879—1959），日本近代小说家。曾留学美、法，执教于庆应大学期间，编过《三田文学》，小说有《地狱之花》、《梅雨前后》、《墨东绮谭》、《断肠亭日乘》等。耽嗜唯美颓废，但对畸形社会现象也有所批判。

    ③二十世纪前期德国哲学界主要人物之一，其思想深受柏拉图影响，认为现实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它是有秩序的，并且部分合理，因而人必须在一个完全违背其抱负的世界里生活，这也算是一种英雄业绩。著述有《柏拉图的存在逻辑》、《本体论的新途径》和《德国唯心哲学史》等。

    就像人们所说的，理性是各个民族可以通用的东西，这一点谁都不会存有疑义吧。但采取这种观点的理性，却是各民族各自不同的理性，这一点又是谁都无法提出怀疑的事实。而在这无可怀疑的两者之中，肯定一方就必然意味着否定另一方，这种精神上的单纯性，由于其单纯，因而如果借助逻辑的假设，将人类心理纳入形式之中，就只会将其扼杀。这就是目前欧洲民族的理性。

    随东罗马帝国灭亡，保存在君士坦丁堡图书馆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古希腊科学、文学和哲学书籍，便被土耳其人所使用的那种世界上最早的大炮轰散了。好不容易漂流到了意大利，在那儿开出了佛罗伦萨之花，欧洲的黑暗时代遂因此得见天日。而与此同时，大炮也从此时起在世界上推广开来。随着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这一人类生路的重新发现，对它起有阻遏作用的炸药，也在与之平行、并且增长势头更快地兴盛开来。这之后，当新教旧教出现了长达数世纪的相互杀戮时，火药总是主动地承担起了审判的职责。

    罗马教皇黑暗时代的生命至今仍残留着。在今日由旧教僧侣控制着民众的西班牙，那场意欲把西班牙当做各国武器的收购市场的战乱，至今仍采用着中世纪的方式。现代中国虽然没有西班牙的旧教，并且已由鸦片取代了宗教，但各国所关注的仍是随武器采购而来的喧嚷。捷克的武器公司回绝了向葡萄牙所订的货，而去中国采购武器这一违约事件遂招来了欧洲的危机。在精神获益变成物质获益，物质获益又变成武器获益的现代，作最后判决者的仍是炸药。要使人们懂得希腊的光明是比黑暗时代还要黑暗的道理，尚需几个世纪的武器和精神的改进吧。

    智慧的新教开山祖加尔宾，以顶撞父母为由，判处他的教徒死刑。本该是面向和睦的逻辑，每推进一步，便对丧失自由的三段论有了更深的领会。使理性服从于所有的怀疑，极度压迫悟性的自由，将存在的自由作为真理的自由来加以定义，这种笛卡尔的自由论，便是欧洲思考法则的源泉。科学对神的认可和容忍也即导源于此。但神的否定者、最早的唯物论家La Mettrie①从法兰西逃到普鲁士后，为了在普鲁士国王面前测定人的食物致死量，死命吞食而死。他与十七世纪的笛卡尔差不多是同时代人。

    ①梅特里（1709—1751），法国医师、哲学家，主张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观点也适用于人，从机械唯物论观点解释人的精神活动，著有《人是机器》等。

    人一旦将逻辑应用到有关神的论证上去，便会遭到失去自由这一非常现实而又严酷的惩罚。这一点古今皆然。因为《圣经》中记载有儿女顶撞父母，兄弟阅墙，以及把神的东西归于神处置、把国王的东西归于国王处置之类的事，遂为罗马教皇所禁。教皇立此法规，是惧怕作为自己学生的各国君主届时起而仿效。我们的先祖不曾受到过这种罗马教皇一手制造的对仿效者的制裁，但却受到过在西班牙传教士Francisco Xavier①手里受过洗，并被人唤作国王的封建将军的制裁。但这种将军的暴君秩序，到了明治时代，便为民众所尊崇的我们的神抵所击败，神的秩序从此重新光临日本。而在奥林匹斯诸神的脚下，为理性的光明所普照的希腊国民，随知识的旺盛，精神一旦发展到了成熟的顶点并显出衰弱的迹象，便为后起的生机勃勃的蛮族所灭。

    ①西班牙传教士（1506—1552），1540年至印度传教，后至日本传教，1552年在中国广东病逝。

    对历史研究中，由现在追溯到过去这一逆向角度，要比现在向未来延展的角度进展得更为神速这一点，我以前并不十分清楚。总之，历史研究在发掘古希腊及其周边大文化这类以理性为特征的历史方面，即旨在逆溯到过去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要比今日向明日发展那种前瞻快得多，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史前大文化的风貌一步步呈现，今日欧洲大文化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反而呈示出一种衰灭的迹象。我对文化衰亡的原因尤感兴趣。对现代人说来，印度和中亚文化是一段弄不懂的历史。印度甘地一派的不抵抗主义，显然源自于印度的思想传统，但它同样也在俄国托尔斯泰那里出现了。这件事表明，在中亚，存在着某种使得印度和俄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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