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论奖励金

    在英国，常常有人请求对某些产业的产品给予出口奖励金，政府有时也发给出口奖励金。据说，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有了这种奖励金，才能在外国市场上，以与竞争者同样低廉或更为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据说，出口量因此增大，从而贸易差额亦变得更有利于我国。在外国市场上，我们不能像在国内市场那样给我们工人以垄断权。我们也不能像对待本国人那样，强迫外国人购买我国工人生产的货物。于是，他们认为次好的办法就是付钱给外国人，让外国人购买我们的产品。这正是重商主义体系所提倡的以贸易差额来富国，用这种方法将钱放入我们的口袋中。

    有人认为，奖励金只应该发给那些无奖励金即不能经营的贸易部门。但无论什么贸易部门，如果商人售货所得价格可以补偿商品制造乃至上市所投下的资本，并带来普通利润，那么即使没有奖励金，这个贸易部门也能继续经营。这样的贸易部门明显与无奖励金也在经营的其他贸易部门处在同等地位，因此不能要求比其他贸易部门多出一个奖励金。只以有商人售货价格不足偿还其资本，且无法提供普通利润的商业，或售货价格不足抵偿货物上市实际费用的商业，才需要奖励金。奖励金发给的目的，就在于补偿此损失，奖励它继续经营或开创这种开支大于收益的商业，就是说，每经营一次，投下的资本即亏蚀一部分，如果一切其他商业都具有这样的性质，那么全国资本不久就会荡然无存了。

    应该指出，靠奖励金经营的商业，是在两国间长期经营下去而一国老是亏本或货物售价低于上市成本的商业。但是，如果没有奖励金来补还商人货物售价上的损失，自身的利害关系也会使他改变资本用途，或寻找其他能以货物售价偿还货物上市资本并带来利润的行业。奖励金的效果，就像重商主义所提倡的其他办法一样，只不过迫使一国商业向一种不如自然发展有利的方向去发展。

    有一个聪明而见闻广博的作者，在他的谷物贸易论文里，很明白地说，自从谷物出口奖励金首次设置以来，依一般价格计算，谷物的出口价格，超过了进口价格，若依非常高的价格估算，则其超过额大大超过这期间付出的奖励金的总额。他认为，按照重商主义的正确原理，这就清楚地证明，这种强制的谷物贸易有利于国家。因为出口价值超过了进口价值，超出的部分除了补偿出口奖励金外，还大有剩余。但他没有考虑到，这种特别费用或是这种奖励金，仅是社会为出口谷物实际开支中的极小部分。农场主用来栽种谷物的资本也应考虑在内。除非谷物在外国市场上所售的价格，能够补偿这种奖励金补偿农场主所投放的资本以及普通利润，否则便是社会的损失，就是说，国民资财减少了那么多。但是，被认为必须发给奖励金的理由，正是谷物在外国市场上的售价不够作上述那样的补还。

    据说，自从奖励金设置以来，谷物的平均价格已显著下落。我曾竭力说明，在上世纪末，谷物平均价格稍稍跌落，本世纪头六十四年仍继续跌落。如果这种事实真如我所确信的那样，那么即使没有奖励金也必然会发生这种结果，而其发生也不可能是因为有奖励金。法国不仅无奖励金，而且在1764年以前，一般禁止谷物输出，但法国谷物的平均价格和英国一样都降低了。所以，谷物平均价格的这种逐渐的降低，不能归因于某种规定，而归根结底应归因于白银的价值逐渐地不知不觉地上升，我曾在本书第一篇竭力说明，在本世纪中，欧洲一般市场上，都发生了银的价值逐渐上升这个现象。看来奖励金不可能是谷物价格降低的原因。

    已经说过，由于奖励金在丰年引起异常的出口，必定会使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提高到自然跌落的水平以上。这就是奖励金制度公然标榜的目标。在歉收年，奖励金虽大都停止，但它在丰年所引起的大出口，必定会或多或少地使一年的丰收不能弥补另一年的不足。所以，无论是丰收年还是歉收年，奖励金必然有助于提高谷物的价格，使其略高于无奖励金时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

    在现有耕作状态下，奖励金必然有这种趋势，我想有理性的人，对此是不会有异议的。但许多人却认为，奖励金在两方面有助于鼓励耕作。第一，奖励金给农场主的谷物开辟了一个更广大的外国市场，这有助于增加谷物的需求，从而增加谷物的生产；第二，奖励金能保证农场主获得比在实际耕作状态下所预期的更好的价格，所以有助于鼓励耕作。他们以为，这种双重的奖励，在一个长时期内必定会大大促进谷物的生产，以至在这时期末尾的实际耕作状态下，国内市场上谷价可能降落的程度远远大于奖励金所能提高的程度。

    我的回答是，不管奖励金能使外国市场多么扩大，在每一个具体的年份，必定是牺牲了国内市场来达成的，因为靠奖励输出，没有奖励金就不会输出的谷物，在无奖励金的情况下，每一蒲式耳谷物定可留在国内市场上以增加消费，从而减低谷物的价格。应该指出，谷物奖励金及其他一切出口奖励金，会对人民征收两种税。第一，为支付奖励金，人民必须纳税；第二，国内市场上由于价格提高而产生的税，必须由人民大众缴纳，因为人民大众都是谷物购买者。所以，在这种商品上，第二种税比第一种税重得多。让我们假定，逐年平均计算，每出口一夸特小麦给奖励金五先令，这使国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比在无奖励金时应有的价格每蒲式耳高六便士，即每夸特高四先令。即使按照这个很适中的假设，人民大众除了需担负每夸特小麦五先令的出口奖励金以外，他们每消费一夸特小麦，还需多支付四先令的税收。但根据上述那位见闻广博的谷物贸易论文作者所述，出口的谷物与国内消费谷物的比例平均不超过一比三十一。所以，如果第一种税为五先令，那么第二种税就是六镑四先令。把这样沉重的赋税加在第一生活必需品上，必然会减少劳苦贫民的生活资料，或必然会导致货币工资按照生活品价格的提高而提高。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必然会降低劳苦贫民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能力，从而抑制国内人口的增长。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必然会使雇主雇用工人的人数比应有的少，从而限制国内产业的发展。这样，奖励金所引起的谷物的异常出口，不仅会按照扩大国外市场与国外消费的比例减少国内市场与国内消费，而且由于压制了国内人口与产业，最后必倾向于阻抑国内市场使其不能逐渐扩大，所以，归根结底，在长期内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整个谷物市场和消费。又有人说，谷物货币价格的这种提高，使这种商品更有利于农业家，所以必然会鼓励这种商品的生产。

    我的回答是，如果发给奖励金的结果是使谷物的真实价格提高，换言之，使农场主能以同量谷物，按照当地劳动者维持生活的方式，不论是大方地、适中地，或是省俭地维持更多的劳动者，情形可能真是如此。但显然奖励金和任何人为制度都不会有这种效果。受奖励金影响的只是谷物的名义价格而非实际价格。奖励金制度所征收的税，对纳税人是沉重的负担，对接收奖励金的人也没有多大好处。

    奖励金的真实效果，与其说是提高谷物的真实价值，不如说是压低白银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使等量的银交换到的谷物数量以及其他国内商品的数量都比较少，因为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着其他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着劳动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必须使劳动者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谷物，够他大方地适中地或省俭地维持他们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而社会的进步、停滞或退步等情况，使雇主不得不按照大方的适中的或省俭的生活方式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一切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在改良的任何阶段中，这一切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一定会和谷物的货币价格保持一定的比例，虽然这种比例，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例如牧草、干草、家畜肉、马、马粮，内陆运输以及大部分国内贸易的货币价格，都受谷物货币价格的支配。

    由于支配了一切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于是谷物的货币价格就支配了几乎一切制造业原料的货币价格。谷物的货币价格，由于支配了劳动的货币价格，它也就支配了制造工艺和制造业的货币价格。由于它支配着这二者，所以它也支配了整个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以及一切土地生产物或劳动生产物的货币价格，都必然按照谷物货币价格的升降比例而升降。

    所以，发给奖励金的结果，虽可使农场主售卖谷物的价格，由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升至四先令，所付地租和其生产物的货币价格也相应上涨，但现在四先令所购得的商品，并不比以前多，农场主与地主的境遇，都不能由于这种价格变更而有多大改善。农场主不能耕种得更好一些，地主也不能生活得更好一些。在购买外国商品时，这种抬高的谷物价格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点儿好处，但在购买国产商品时，便一点儿利益也没有了。而农场主的所有开支几乎全部用于购买国产商品上，甚至地主的大部分开支也是用于购买国产商品。

    矿山丰饶导致银价下跌，对商业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产生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影响，对任何特定国家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货币价格的上升，实际上既不能使受者更富，也不能使受者更穷。一套白银器皿的价格变得比以前便宜，但其他一切物品的真实价值却和从前完全一样。

    但假若银价下跌是个别国家的特殊情况或政治制度的结果，这虽仅在一国发生，却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这种事决不会使任何人实际上更富，却会使一切人实际上更穷。一切商品货币价格的上升是这个国家特有的现象，就会多少阻抑国内各种产业，因而使外国国民在出售几乎一切种类货物所索取的银量，小于该国工人所能出售的银量，不仅在国外市场上，而且在国内市场上，都比该国售价低。

    西班牙和葡萄牙金银矿产丰富，所以能够以金银分配给欧洲其他国家。因此，这两种金属的价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应该比欧洲其他各国要低。但其差额不应大于运输费和保险费。由于金银体积小价值大，运费不多，至于保险费，也和其他同等价值的货物一样。所以，这两国如果不通过政治制度加剧这种特殊情况的不利，那么他们由这种特殊处境而遭受的损失是很小的。

    对于金银输出，西班牙课以赋税，而葡萄牙则加以禁止，以致出口金银需负担走私的费用，就使这两种金属在他国的价值高于西、葡两国的部分，等于走私的全部费用。譬如以堤坝堵住河流，坝内一旦充满了水，水必越过坝头向外流，就好像没有堤坝一样。禁止金银输出，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不能使两国保留更多的金银，能保存的只以它们能使用的为限。即它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限制了所可使用的金银量，或用在金银器皿、镀金上或是金银装饰品上。当达到了这个数量，就如堤坝注满了水，以后再注入的都必定外流。这样，西、葡两国，虽限制金银输出，但每年从西、葡两国输出的金银，几乎等于其每年进口的金银。但是，正如坝内的水必比坝外的深，由于这种限制而保留在西、葡两国内的金银量，和它们的土地与劳动的年产物相比，必大于其他各国的金银量。堤坝越高越强，则坝内坝外水的深度差就越大。所以，征税越高，禁令越重，执行越严，则西、葡二国金银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持的比例，与其他各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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