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商业主义和重商主义原理

    财富是由货币或金银构成的，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通俗的观念，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于货币所拥有的两种职能，即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因为它是交易的媒介，所以我们用货币就能比用其他商品，更容易地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总是发现，头等大事就是得到货币。只要有了钱，以后随便买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因为它是价值尺度，我们就可以用货币的兑换量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所以我们说有很多钱的就是富人，钱少的就是穷人。俭朴的人或是想发财的人，我们说他爱钱；不在乎钱，慷慨大方或是生活奢侈的人，我们说他不关心钱。

    想富就要多挣钱。总之，普遍来看，货币和财富在每一方面都被认为是等同的。

    从某些方面来看，一个富裕的国家，就像是一个富人，拥有很多钱。在任何国家看来，积攒金银都是一条致富的捷径。在美洲被发现以后的一段时期，当西班牙人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岸，首先要打听的通常就是附近能否找到金银。根据他们所获得的信息来判定这个地方是否有建立殖民地的价值，或者是否有征服的价值。法兰西国王曾派遣僧人普拉诺·卡尔比诺作为大使去拜见赫赫有名的成吉思汗的一个儿子，据这位大使说，鞑靼人经常问他法国是否有很多的牛羊。他们的问题和西班牙人的问题都是同一个目的，他们想知道这个国家是否足够的富有，值得他们去征服。鞑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通常都不知道货币的用途，牲畜在他们眼里才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财富对他们而言就是成群的牛羊，就如同西班牙人认为财富就是成堆的金银一样。在这两者之中，也许鞑靼人的看法更接近真相。

    洛克先生曾对货币和其他动产作了区分。他说，其他动产都是很容易消耗的，由这种动产所构成的财富是很靠不住的，而这种动产很多的国家即使这一年没有任何输出，也可能仅仅是由于自身的消耗和过度的浪费，来年就变得极度需要这种动产。反之，货币就很靠得住，虽然它可能辗转入手，但只要能使之不流出国内，它就不容易被浪费和消耗。因此，根据他的理论，金银是一国动产中最坚实最可靠的部分，所以他认为，增加金银的积累应该是一国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目标。

    其他一些人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能脱离于整个世界，那么国内流通货币的多少就显得无所谓了。靠这种货币来流通的可消费物，只能换取或多或少的这种货币；但他们也承认，国家真正的穷与富也完全依赖这些可消费物的多寡。但是，他们认为对于那些与其他国家有联系，有时因对外宣战而不得不在遥远地区维持海陆军的国家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说，要维持远方海陆军的给养，就要派出货币，但除非国内本身就有足够的货币，否则也无钱可派。所以，这类国家都需要在和平时期大量积攒金银，以便有足够的财力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对外战争。

    基于这些普遍认可的观念，欧洲各国都在想尽办法增加各自的金银储备，尽管收效甚微。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是向供应欧洲这种金属的主要矿山的占有者，但他们都以严刑峻法和课以重税来禁止金银外流。同样的禁令政策在以前欧洲大多数的国家都采用过。我们甚至会出乎意料地发现，在一些旧时期的苏格兰议会法律里也曾重刑禁止将金银携带出国，类似的政策在旧时的法兰西和英格兰都有。

    当这些国家变成商业国后，商人们发现这些禁令在很多场合中使他们极为不便。他们用金银向国外购买他们所需的物品，这些物品无论是输入自己国家或是运往其他国家，都比用其他商品更加便利。因此他们抵抗这种禁令，认为它有损于贸易。

    他们提出，第一，为购买国外货物而造成的金银流出，未必就会减少国家的金银数量，反之还常常会增加国家的金银数量。因为，如果外国货物在国内的消费没有增加，那么这些货物就可以再以高额利润输出到其他国家，这样就有可能赚回比原来买它们的时候多得多的金银。孟先生将这种对外贸易运作比作农业上的播种期和收获期。他说：“如果我们只看见农夫在播种期把很多优良谷物播撒到地里去的行为，我们一定会把他看作是一个疯子而不是农夫。但当我们再考虑到他在收获期间的收益————这都是他播种时努力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是既有价值又有很大的收获。”

    第二，他们提出，即使有禁令也不能阻止金银的外流，因为金银体积小而价值大，极易走私外流。只有适当地注意这种所谓的贸易差额，才能防止这种情况的金银外流。当一国的输出值大于进口值时，外国就欠它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必然要以金银补齐，这样增加了本国的金银量。但当一国输入值大于输出值时，它就相反地欠外国一个差额，这必然也需要以金银来补齐，这样就减少了本国的金银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禁令不但不能阻止金银外流，反而使金银输出多加了一层危险，多加了一层费用。相比贸易顺差国家来说，汇兑将更不利于有逆差的国家；购买外国汇票的人，要对出售汇票的银行付出代价，不仅是对运送货币的自然灾害、付出的周折和承担的费用付出代价，而且要对由于禁止金银输出而产生的意外风险付出代价。汇兑愈是不利于一个国家，贸易差额也必然对这个国家不利。与贸易顺差国家相比，贸易逆差国家的货币必定贬值。拿英格兰和荷兰举个例子，如果两国之间的汇兑有百分之五不利于英格兰，那么在汇兑时便需以英银一百零五盎司购买荷银一百盎司的汇票。即英银一百零五盎司等于荷银一百盎司，也就只能购得相应数量的荷兰货物。相反，荷银一百盎司却与英银一百零五盎司相等，也就可以购得相应数量的英国货物。因此，卖给荷兰的英国货物将以低那么多的价格出售，而卖给英国的荷兰货物又将以高那么多的价格出售，这就是由于汇兑造成的差额。这种情况下的贸易使流入英格兰的荷银少，而流入荷兰的英银多，其量的多少也是由汇兑差额决定的。所以，贸易差额就必然在相同程度上更不利于英格兰，也就必然要将更多的金银输往荷兰。

    以上的言论有一部分是有理由的，有一部分却是强词夺理的。他们认为贸易上的金银输出往往有利于国家，这是正确的。认为当私人觉得金银输出有利时，禁令并不能防止金银的输出，这也是正确的。但他们如下的议论却是强词夺理，即：为了保持或增加本国的金银量，比要保持或增加本国其他有用商品的数量，更需要政府的关心；自由贸易能确保这些商品的适量供应，无需政府给予那样的关心。他们又说，高汇价必然加剧他们所谓的贸易差额的不利程度，或导致更多的金银输出，这样的说法也是强词夺理。诚然，这种高汇价极不利于向国外支付货币的商人。在购买外国汇票时，他们要以高得那么多的价格付给银行。但是，虽然由禁令而产生的风险可能使银行负担一些额外的费用，却未必会因此而导致更多的货币外流。这种费用，一般是在走私时在国内支付的，它不会使人在所需汇出的数目以外，多输出一文钱。高汇价也自然会使商人努力平衡他们的出口和进口，以便使他们支付的高汇价尽可能的小。此外，汇兑的高价必定会产生类似税收的作用，抬高外国货物的价格，从而减少对它们的消费。所以，高汇价不至于增加而只会减少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额，因而也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金银的输出。

    但是，尽管如此，那些议论却使听取它们的人深信不疑。商人们向国会、王公会议、贵族和乡绅们申诉，是由那些被认为了解贸易的人向那些自认为对这种问题一无所知的人陈述的。贵族及乡绅和商人一样，都从经验中知道，对外贸易可以富国，但对外贸易是通过何种方式富国的问题，他们却没有一个懂得清楚。商人们完全知道，对外贸易是如何使他们发财。理解这个问题，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但了解国外贸易如何富国的问题，却不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了。除了在他们向国家请求改订国外贸易法案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考虑到这个问题。只有在请求改订法律的时候，他们才有必要陈述对外贸易的有利结果，以及现行法律对这种有利结果的阻挠。他们向那些要对这种事情作出决定的裁判官说，对外贸易可以为国家带来货币，但相关的法令却使对外贸易所带回来的货币不及本来应有的多，裁判官听了这个说法，也觉得十分满意。于是，这种议论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金银输出禁令，仅限于本国的铸币。外国铸币和金银仍可自由输出。在荷兰和其他一些地方，甚至本国铸币也可自由出口。政府的注意力，从对金银输出的监视，转到对贸易差额的监视，并把贸易差额看作能够引起国内金银量增减的唯一原因。他们从一种毫无结果的监督，转向另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但却是同样毫无结果的监督。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不仅成为英格兰而且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准则。尤其重要的是，内地或国内贸易，即那种以同量资本可提供最大收入而又能使本国人民获得最大就业机会的贸易，却被视为只是对外贸易的附属物。据说，国内贸易既不能从外国带货币回来，也不能把货币带出国外。所以，除非国内贸易的盛衰可以间接影响对外贸易的状况，否则它就决不能使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或更加贫困。

    没有金银矿的国家无疑必须从外国取得金银，就如同没有葡萄园的国家，须从外国进口葡萄酒一样。然而，政府似乎不必更多注意某一物品而更少注意另一物品。一个有财力购买葡萄酒的国家，总会获得它所需要的葡萄酒；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也绝不会缺少金银。金银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必须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而且，正因为金银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所以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金银的价格。我们完全有把握地相信，无需政府的注意，自由贸易也总会给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葡萄酒；我们可以同样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贸易总会按照我们所能购入或所能使用的程度，给我们提供用以流通商品或用于其他用途的全部金银。

    在各个国家，人类勤劳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并使它进入市场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与利润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调节。但金银比其他商品更容易或更准确地按照有效需求来进行调节，这是因为金银体积小而价值大，能比其他商品更容易地从一处地方运到另一处地方，从价廉的地方运到价昂的地方，从供大于求的地方运到供不应求的地方。譬如，如果英格兰有额外数量黄金的有效需求，那么一艘邮船就可从里斯本或从其他可以购买黄金的地方运来黄金五十吨，用以铸成五百多万几尼。但如果有效需求是同等价值的谷物，那么以五几尼换一吨谷物计算，输入这批谷物便需载重一百万吨的船只，或一千艘载重一千吨的船只。就算英国的整个海军舰队也不够用。

    当输入一国的金银量超过有效需求时，无论政府怎样保持警惕也不能阻止其输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严刑峻法，并没能使金银留在国内。从秘鲁和巴西源源不断的金银输入，超过了这两个国家的有效需求，使金银在这两个国家的价格降低到邻国之下。反之，如果某国的金银量少于其有效需求，那就会使金银的价格高于邻国之上，也用不着政府操心去进口金银。即使政府想尽力禁止进口金银，也不能做到。莱克加斯制定法律设置障碍来阻止金银输入斯巴达，但斯巴达人的充沛的购买力却冲破了这一障碍。所有严峻的关税法都不能阻止荷兰和戈登堡东印度公司把茶叶输入英国的，因为它们比英国东印度公司运来的茶叶便宜一些。一磅茶叶的价格通常以银计算，最高是十六先令，而一磅茶叶的体积约是十六先令体积的一百倍；如以金币计算，则在两千倍以上。因此走私茶叶的困难也就比走私金银大这么多倍。

    金银很容易由丰足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而其他许多货物，因为体积关系，不能随意由存货充足的市场转移到存货不足的市场，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个缘故，金银的价格才不像其他大部分货物的价格那样不断波动。固然，金银的价格也不是完全不变动的，但其变动大都是缓慢的渐进的和统一的。例如，有人认为————也许没有多大根据————在本世纪和前一世纪的欧洲，金银因不断由西属西印度输入，其价值已经不断地但逐渐地下落。但要使金银的价格突然改变，从而使其他一切货物的货币价格立刻发生显著的涨落，那就非要有像发现美洲所造成的那种商业上的大变革不可。

    尽管如此，如果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在任何时候缺乏金银，要想法补足，那就比补足其他任何缺乏的商品都更方便。如果原料不足，制造业必陷于停顿。如果食粮不足，人民必然挨饿。但如果货币不足，则既可代之以物物交换，又可凭信用赊账买卖，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更可用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加以弥补。第一种方法很不方便，第二种方法就比较方便了，至于第三种方法，则不但方便，而且有时还会带来一些利益。所以，无论就哪一点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保持或增加国内货币量的关心，都是不必要的。

    可是，人们对于货币稀少的抱怨是再普遍不过了。货币像葡萄酒一样，对于那些既没有购买它的资力，又没有借贷信用的人，一定会经常感到缺乏。而有财力又有信用的人，在需要货币或葡萄酒时很少会感到缺乏。然而抱怨货币稀少的人，未必都是些毫无远虑的败家子儿。有时，整个商业城市及其邻近乡村也都会普遍感到货币稀少。贸易过度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普遍原因。一个稳重的人，如果其制订的经营计划与其资本不相称，结果也会像没有量入为出的浪费者一样，既没有购买货币的资力，又没有借贷货币的信用。在计划实现以前，他们的资财就已耗尽，接着他们的信用也完了。他们到处去向人借贷，但人家都说无款可贷。即使这种对货币稀少的普遍抱怨，也并不能证明国内流通的金银已失常量，而仅能证明有许多人想要金银但没有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当贸易的利润偶然比平时大时，无论大小商人都容易犯贸易过度的错误。他们输出的货币并不总比平常多，而只是在国内和国外赊购比平常更多的货物，将其运往远方的市场，希望在付款期前收回货款。如果付款期前不能收回货款，他们就两手空空，既没有购买货币的资力，也没有贷款的抵押品。对货币稀少的普遍抱怨，不是起因于金银的稀少，而是起因于那些求借者难以借贷，以及债权人害怕债款难以收回，不肯出借。

    如果力求认真地证明，财富不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而由货币所购买的各种东西构成，并且只在购买货物时货币才有价值，那就未免过于滑稽。无疑，货币总是构成国民资本的一部分，但它通常只是一小部分，并总是最无利可图的一部分。

    商人之所以普遍感觉以货币购买货物较易，以货物购买货币较难，并不是因为构成财富的更主要的成分是货币而不是货物，而是因为货币是公认的已确立了的交易媒介，所以货币容易和一切物品交换，但一切货物却不能同样容易地和货币交换。此外，大部分货物比货币更易于磨损，直接保存货物可能往往要蒙受更大的损失。商人有现货在手，同有等值的货币存在金库相比，更容易发生为他所不能应付的支付需求。而且，他的利润更直接出自卖货而不是买货，因此他一般更急于以货换钱，而不是以钱换货。不过，丰富的货物堆在货栈不能及时售出，这有时可能成为个别商人破产的原因，但绝不能使一国或一个地方遭受同样的灾难。商人的全部资本，往往由容易损坏的必定用来交换货币的货物构成。但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却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预定用来交换邻国的金银。极大部分是在国内流通和消费的，即使是运往外国的剩余物品，也常有大部分用来购买其他外国货物。所以，预定用以购买金银的那部分货物，即使不能卖出以换取金银，也不至于使一个国家破产。当然，它可能遭受某些损失和不便，不得不采用某种替补货币所必需的办法。但是，它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却照常一样或几乎照常一样，因为它有同样多的或几乎同样多的可消费资本来维持自己。以货物交换货币，未必总像以货币交换货物那么容易，但从长远来看，以货物交换货币却比以货币交换货物更有必要。除了购买货币，货物还有其他许多用处，但除了购买货物，货币就一无所用了。所以，货币必然追求货物，而货物却并不总是或无需追求货币。购买货物的人并不总想再把货物出售，而往往打算自己消费或使用，但售卖货物的人却总想再购买。前者购买货物，往往完成了他的全部任务，而后者售卖货物，顶多只能算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人们所以需求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

    据说，可消费的物品不久就会损坏，而金银则具有较大的耐久性，只要不继续输出，就可在长时期内积累起来，使国家的财富增加到使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所以，对任何国家来说，最不利的事情莫过于以这种耐久的商品交换那些容易损坏的商品。可是，我们并不认为用英格兰的铁器去交换法国的葡萄酒是不利的贸易。铁器也是极耐久的商品，如果不继续输出，也可能在长时期内积累起来，使国内锅釜的数量增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很容易看出，随便在哪个国家，这类用具的数目必然要受其实际用途的限制；锅釜的数量超过用于烹调食物的锅釜数，那是很荒谬的；如果食物的数量增加了，锅釜的数目很容易随之而增加，即用一部分增加的食物量来购买锅釜，或用来维持额外的制锅业工人。同样容易看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量也都受这类金属的实际用途的限制，或是作为货币来流通商品，或是制成器皿当家具使用。任何一个国家的铸币量都受国内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的支配；商品的价值量增加了，立刻就会有一部分商品被运到有金银铸币的外国，去购买为流通商品所必须增加的铸币量。金银器皿的数量是受喜欢这些东西的家族的数目与财富来调节的，这类家族的数目与财富增加了，就很可能会有一部分增加的财富被送到有金银器皿的地方去购买所需要的额外的金银器皿。一个国家企图通过引进或保留多于它所需要的金银，以此增加财富，就如同要那些家族购置多于他们所需要的厨房用具，以增加其快乐一样，都是荒谬的；出资购买那些不必要的用具，不仅不能增进而且会减损家庭食品的数量和质量；同样，出资购买那些不必要的金银，也必然会减少用于衣、食、住和用于维持人民生计以及提供就业机会的财富。必须记住，金银无论铸成硬币或制成器皿，同厨房用具一样，都是器具。如果增加金银的用途，增加用金银来流通、支配和制造的可消费的物品，就一定会增加金银的数量；但是，如果你想用非常规的手段来增加金银的数量，那就一定会减少它们的用途，甚至会减少它们的数量，这些金银的数量绝不会大于用途所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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